皇姑屯区的一个小院里住着十余户人家，都是租户，其中一间布置成了新房。

婚后的新生活是愉快的。愉快的生活持续了十天，第十一天出了问题。上午，那支娶亲的队伍来了。我母亲大感惊奇，我父亲却很坦然，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让我母亲出屋。他们进了屋，很快就出来了，把新被褥搬出来了。我父亲和他们告别，就像送老朋友一样。我母亲试图阻拦，却被我父亲挡住，说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对你说。

我母亲大声说，他们这是抢东西，你和他们是一伙儿的吗？

不是抢，是借的，今天该还了，我父亲很淡定地说。

我母亲以为听错了：被褥还有借的？我父亲耐心地解释说，租借新被褥是他们的服务项目之一，借期最多十天。

你这不是在骗我吗？你是个骗子？

不是我，是我师傅的主意。这年头谁买得起新被褥？你别急，这些东西我很快就能给你挣回来。

最冷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天怎么过？终于争取到自主婚姻，却找了这么个不可靠的人，更不知道他以后还会怎么骗自己。越想越可怕，我母亲哭了。

下午，言老大来了。他说，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骗子。那头绑了一根红绳子的猪就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别的钱是大家伙儿凑的。我们来了这么多年，谁也没给家里捎过钱，回去更不行。没办法，是这世道不好。咱们就这么熬着，等共产党、八路军打下天下来，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共产党八路军能行吗？我母亲问。

我看能行，这世道一定会变。你说，是穷人多还是富人多？

当然是穷人多。

这不就结了！穷人都向着共产党，这世道还不变吗？

我已经是八路军的人了，我父亲在心里说。

那个乘客是共产党皇姑屯区地下组织的负责人薛峰，是我父亲的领导，我父亲是情报员，两人单线联系。我父亲和党组织其他成员彼此或互不相识，或虽见过面但互不了解对方任何情况，每次传送情报时用暗语。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或周围情况可疑，用规定的肢体语言告知对方，迅速离开。如果有一次对方不回答暗语或答错了，他就是叛徒，附近有很多特务，这时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跑了。几年来，在大多数时候，我父亲是在规定的时间按规定的方式把情报藏在规定的地点，至今尚未出现过危险。每次和薛峰见面，薛交给任务，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以及新的暗语。如薛未按时出现，三天后再来；届时薛如果仍未露面，那就只有来世再见了。有时，薛峰给我父亲一点钱，或一袋粮食，甚至猪肉。上次见面，薛峰说党组织已批准我父亲入党，有了开会的条件时就举行入党仪式。

虽然相信言前辈的话，但是我母亲隐约感到，自己的男人有事瞒着自己，并不仅仅只是个“好人”。

婚后第五天，天还早，我父亲带回家一袋小米，足有二三十斤，颇有些得意。我母亲查看了小米，是当年的新粮食。

这是哪来的？我母亲惊奇地问。

你说哪来的？我挣来的，不是偷的！丈夫很不耐烦，妻子就不敢再问。

其实丈夫心中得意，很想说这是八路军发的。

他不可能在大半天时间里挣来这么多新小米，否则结婚时就不用借新被褥。如果用工钱买，每次都是买陈年的高粱米。更何况白布袋子九成新，这年头谁会送给人这么好的口袋？晚上，我母亲借邻居的大锅熬粥，和邻居们分享。粥还没熟，香气已经飘进全院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