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干什么的？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不管怎么样，人是自己找的，只好听天由命。我母亲暗暗担心。

我母亲还不知道一件事：家里有一把德国造手枪，1粒子弹。

从老家带来的两斤重的小棉被改成褥子，下面铺的是草垫，两条薄薄的旧棉被，从窗户缝里钻进来的寒风，小屋里像是冰窖。和这个小院里的各家一样，没有火炉取暖。早晨倒尿盆，得敲破里面的一层厚冰。

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我父亲买了点心和酒，岳父为女婿摆上火锅，气氛很温馨。小女儿见了父母很委屈，说了婚后的日子挨饿受冻，忍不住哭了。她出嫁时几乎没有任何嫁妆，这么做也是想得到娘家的帮助。她还坚持认为，她和三个姐姐都理所当然地应该获得一些家产，虽然没在父母面前说出来。

她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先进思想过于超前，超越了时代。

父母无动于衷，或者说是爱莫能助，因为这个家是儿子的，儿子在给他们养老。唐二叔听老闺女说话，像是在听别人家的事。

我舅舅彰显出富人的高傲和脾气，怒形于色，骂骂咧咧，公然抗拒父亲的要求，不肯和穷妹夫喝酒。我母亲发现自己做错了事，要求丈夫立即和自己回家，这令唐二叔十分尴尬。我父亲还是留下来，让岳父不失面子。行前，我母亲说，我知道了，这个家是他的，我以后不用来了，除非爸妈有事。

6年以后，我母亲再次看望父母，我舅舅已经不是富人，一点儿脾气也没有了。我母亲的心情非常好，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是穷人的大救星。唐二叔很受感动，完全赞同。这是后话。

1945年春节将至，胡子又一次光临唐二叔家。这次是在上午来的，是国民党的残兵，特别凶狠，而且没带来鸡，带的是机关枪。我舅舅审时度势，交出全部钞票和现大洋。

我母亲又遇怪事——中午，我父亲带回来五六斤猪肉，天黑后出去，拿回来一小袋白面，都是挣来的，我母亲只有表示认同。实际上，党组织给我父亲15斤肉，3斤面。听说别的同志没有这么多，我父亲不肯全部接受，受到上级党组织表扬。

日本侵略者禁止中国人吃大米白面，违犯者被罚做苦役，所以只能夜里运作。我母亲怎么也看不出自己的男人有如此本领，但白面也是新麦子刚碾成的。既然想不出来路，索性不想，心里祈祷丈夫不要出事。

日本人不准中国人吃大米白面，有一个例外——可以吃日本人吃剩的大米白面。马路对面是日本人住宅区，这边的中国人不准越过马路中心线，违犯者被抓走做苦役，马路中心有日本人巡逻。

最初，日本的家庭主妇做好饭菜后，把估计吃不完的那部分饭菜用食盒包好，放在窗台上，结伙到马路对面，当面告诉中国的家庭主妇，可以过去取这些饭菜，不会被巡捕阻拦。饭菜不是吃剩的，是在饭前分出来的，卫生没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她们可以把饭菜做多，但绝不可以做少了，因为日本男人不能容忍自己吃不饱，每顿都要撑到肚圆。中国家庭主妇们表示感谢，说以后不必麻烦，我们不需要。

每天都有多余的饭菜，馊了以后扔掉，马路对面从未有中国人过去取食，这种情况持续到1945年。

猪肉和白面包了顿饺子，送给邻居们一些，春节仍然是在忍饥受冻中度过的，但是我父母和大家一样，心气很高，越过越有劲儿，因为他们有了希望。每天都有人买报纸，大家晚上聚在一起，有文化的人给大家读报，大家一致认为小日本快不行了，八路军快打过来了。

春节后的一天早上，我父亲说今天去师傅那里看看，如果没事就去拉洋车。下午，我母亲买了点棒子面回来，看见一个警察进了院子。

这里从来没来过警察。这时院里没男人，我母亲有些害怕，大声喊道：你要找谁？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那警察不理，直奔我父母的家，开门。我母亲大喊道：那是我家，你不能进去！你想干什么？几家邻居闻声从家里出来。

警察回过头，笑了。

我母亲大惊失色：你怎么成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