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朝末年，嘉定地区到处是打行恶少，遍布城乡，官府也无法管束。

打行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是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市井繁华的扭曲体现。大量无地流民涌入大城，难免会有管理问题，这与某一时期上海滩和港岛h帮盛行，原因大致相同，官府无法有效管理，自然给了帮派可乘之机。

说回儒家。明朝以理学为官学，选拔出的官员难以跳出理学的圈子，即使后来心学被禁又被立，但这仍然只是对理学的修补，从儒学根子上来讲，它已经跟不上时代。

明朝看似外儒内法治果，但文官评断对错的标准通常会依据是否附和儒家君子的道德观，而不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即使是如海瑞这样的清官能臣也是如此。更何况，明中后期贪官污吏横行，哪还有什么道德观可言。明末江南，佃奴成婚必须给地主孝敬，佃奴子弟取名必须避主家的讳，连鞑子见了都直感震惊，你就可以知晓这帮文人是什么德性。

想破解这样的窘境，除非能再出一个像朱熹那样的人物，重新著书立说，确立一套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儒家理论。

但这何其之难，不是没有古人尝试，如南宋时期的浙东学派（包括永嘉学派与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此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倡导通商惠工、减轻捐税。可这套理论并不完善，大部分文人士子极不认同，最后只能成为历史。再如明后期泰州学派反对束缚人性，倡导思想解放；明末黄宗羲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百姓权利，这些思想逐渐走到了君权的对立面，皇帝如何会采纳。

儒家能历朝历代被君王尊崇，根源在于它维护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稳定。而商品经济社会追求的是效率，两者的目的南辕北辙，林江生这个老学究如何能看懂。

在安平生活多年的林江生不懂，初来乍到，作为旁观者的唐寅更不会懂，如此这般隔靴搔痒的探讨，很快聊不下去，两人便转移了话题。

一直在台南呆了一个多月，见自己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唐寅便搭乘商船前往了下一站。

至离开时，唐寅始终不知给自己检查身体的女大夫是何姓名，若是自己还风华正茂，说不定会“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可现在已白头不惑，唐寅也就没了那个心思。

这个时候的唐寅修禅近佛，在苏州时，常与好友沈徵德和顾华玉在禅寺饮酒作诗，这从他号六如居士就能看出其中心态。

送至码头，林江生取出自己在典藏馆获赠的钢笔相送，这物件宋洲干部人人在胸前别着，算是一种时尚风潮。

唐寅没有推辞，收下礼物，随手写下一首诗回赠。

林江生拿起宣纸欣赏：“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信腰间没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疑道是神仙。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待他抬头时，商船已悄然离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