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老城呈半岛状,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两条江在半岛的尖端,朝天门码头合二为一,然后流经三峡,最后一路向东汇入东海。站在重庆老城浮图关上,极目远眺,这两条江的对岸,皆为起伏的群山,蔚为壮观。
夏天的重庆,实在太热了,是中国著名的火炉之一,柏油马路都晒得起泡,走在晒化的沥青路面上,能够沾掉鞋。
由于酷暑难熬,生活在重庆城的孩子,都喜欢去江边玩水。每年夏天,也会淹死一些孩子,尸体被冲到唐家沱后,漂浮在回水湾里,被称为水大棒。家长们认领了自己的孩子后,用席子一卷,就埋在唐家沱的山坡上。
大多数的家庭,都禁止孩子去江边玩。家长们检验孩子是否去江边玩过水,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指甲在孩子腿上轻轻刮一下,如果见到非常明显的白道,那就说明在江水里泡过,因为江水和岸上泥沙的微粒,总会沾浮在皮肤表面。这时家长就会抄起鸡毛掸子或者竹篾片,把自家的孩子打得鸡飞狗跳地乱跑。
也有聪明的孩子,在江里游完泳回来,首先跑到院子里公共水龙头下,脱光身子,稀里哗啦地冲个凉水澡。但也有一些倒霉的小孩,光着屁股在江水中扑腾一阵上岸后,发现衣裤凉鞋都被人抱走了,就只能坐在江边抹眼泪了,如果遇到好心的大人,会脱下衣裳裹着他,把他送回家。
我和孙晓鸣也经常去临江门的江边玩,我们都会叫上邓长明,三个人就是一个铁杆小团体。那会儿我们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大多数的学校只上半天课,家长们都在上班,漫长的下午时光,可以让我们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
我们三人中,邓长明的水性最好,他能游到嘉陵江的对岸,然后再游回来,毕竟他是纤夫的儿子。我和孙晓鸣,只能在离岸边十多米远的距离内扑腾扑腾,不是我们没有体力游到江对岸,而是水太凉,容易抽筋,而且江中还有漩涡。邓长明有个小他两岁的弟弟,八九岁时,游泳去追货轮,他刚靠近这艘大轮船,就被船尾巨大的漩涡,给吸到水底下去了,再也没有浮上来。他就像掉进了一口深井中,也许就是穿越到另外一个宇宙去了。那会儿,每家每户孩子都挺多,死掉一个也真不太在乎。
有一天我们在江边玩时,遇见了一个团伙,有十几个人。我听见有人在叫“小兵”,这是我的小名儿。我走过去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草包刘司令。
刘司令的大名叫刘福贵,他爸是五四路公安局食堂的事务长,因为跟我母亲都是河南老乡,所以从小我就跟刘福贵很熟。他在解放碑旁的大同路小学读书,成绩很渣,长得五大三粗,打架是把好手,他身边总是有一群小弟拥护着他,他自称刘司令。样板戏《沙家浜》中,也有个刘司令,阿庆嫂叫他草包司令,所以刘富贵也就自然成了草包刘司令。
刘福贵见我走过去后,很亲热的迎了上来,他扭过头向后面的跟班问道,今天该谁了。一个背书包的瘦脸小孩跑上来,大声叫道:“司令,该我了。”刘福贵噜噜嘴说去吧。小孩儿朝岸边停的一艘大木船跑去,他登上木跳板上了船,跟船上的一个船夫说了几句话,很快就跑了下来,手上还拿着一盒烟。这把戏我们都知道,从家里偷一斤米,就能跟船老大换回一盒香烟,当然是那种劣质的便宜烟。
刘福贵很潇洒的撕开烟盒,给我们三人一人发了一支烟,孙晓鸣天生对烟敏感,抽一口就呛得咳嗽流眼泪,我和邓长明却显得老练多了,还能悠闲地吐烟圈。
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班上就有同学偷偷带烟来,在课间,班上几个男孩会相约跑到校门外的犄角旮旯,点上一支烟,你抽一口,我抽一口,轮着在几个孩子手上转。其实,大家抽的都是假烟,在口里打个转就吐出来,最关键是要吐出几个烟圈,才显得很酷。也有缺心眼儿的同学,真把烟吸进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头晕,恶心,呕吐,典型的尼古丁中毒。
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独自抽完一支烟了,虽然谈不上有什么烟瘾,但那会儿男孩们聚会,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玩的,躲着大人抽烟,似乎体现了一种冒险精神,仪式感更强于生理需要。孙晓鸣胆儿小,在这种场合,他一般都拒绝抽烟,但有一天,无端的麻烦,却找到了他。
孙晓鸣有个哥哥,在二十九中歌乐山分校住校读高中,有一天,突然匆匆忙忙跑回来,好像他遇到了什么麻烦,从大人日常开支的抽屉里,取走了20块钱。他临出门时,对孙晓鸣说:“弟弟,如果爸妈问起,你就说这钱是你偷走花掉了。”
孙晓鸣神色慌张地找到我,问怎么办?我告诉他,你可千万别承认是你拿的,你会挨打的。20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会儿一个青年工人的月工资才18块5。孙晓鸣急得直抹眼泪,那怎么办?我总不能出卖我哥哥吧。我有点恨他哥哥,自己偷了钱,怎么让弟弟去承担?
我给孙晓鸣出主意说,如果你爸妈追问起来,你就说你哥从学校回来过,孙晓鸣听后直摆手。我还真犯愁了,就算他承认自己偷了钱,20块钱,这么大个数目,花哪儿去了呢?看着孙晓鸣可怜巴巴的望着我,一脸求助的表情。我对他说,我回去想想办法,晚上我去你家找你。
我回家后,急急忙忙,把家的书柜,用我偷偷配的一把钥匙打开,一本书一本书的翻,因为我妈总喜欢把一些崭新的钞票,夹在书本里,也不花,收藏起来。这些钞票面额都不大,一般都是一块两块的。我有时候也偷偷的拿走一块两块的,自个儿去花。翻了半天,我总算收集到了20块钱,都是崭新的小额钞票。我把它拿到街上的香烟铺,去换了两张皱巴巴的10元钞票,赶紧往孙晓鸣家跑,结果还是到晚了一会。孙晓鸣正趴在床上,裤子被扒在大腿下面,他爸用一根竹条正在抽打他的屁股,屁股上隆起了一道一道的紫痕。我急匆匆的进去说,孙叔叔你别打他了,都是我的主意,我从兜里掏出了两张10块钱说,我们想去买一个短波收音机,改造成电报机,这钱还没花呢,都在这里。
孙叔叔满脸怀疑的看着我,他是一个职业刑警,他问我,如果你们真想装电报机,为什么不跟大人说呢?我无语应答,沉默了一会儿,我看他还有继续打孙晓鸣的冲动,我就说,孙叔叔,这件事儿,是我们俩共同干的,你就别再打他了。我到孙晓鸣身边趴下,自己扒下裤子,露出光光的屁股蛋子,我扭头对孙叔叔说,反正你也会告诉我爸爸,回家我也得挨打了,你就别打他了,我替他挨打吧。孙叔叔大概觉得,这件事的主谋是我,他儿子只是受了我的蛊惑,于是他真愤怒了。他跟我说,你自己数着数,我打你50下,你要受不了了,告诉我,我就不再打了。我冲他点点头,把屁股挺得高高的。我没想到他下手会那么重,他每抽一下,都发出噼啦的巨响,我屁股像开裂了一样,火辣辣的疼痛,打到第十下时,我已经浑身是汗了,我用手摸了摸屁股,真打裂开口子了,我咬着牙继续挺着,二十下,三十下,四十下,我的整个身体都痛得直哆嗦,这时在一旁的孙晓鸣,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吼道:“这钱是我哥哥偷的”。
这天晚上,孙晓鸣说他要离家出走,我把他拉去了我的家里,两个屁股上伤痕累累的男孩,很快就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