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中有个人拿着绳子在追我，他要把我捆绑起来。我睁开眼时，看着身旁的孙晓鸣睡得格外香甜。我撑着双臂坐了起来，感觉屁股上一阵一阵的痛，我才突然回忆起昨晚挨打的情景。
孙晓鸣是院里出名的乖孩子，从来都不惹事生非。平时犯点小错挨打，也顶多是用那种很薄的竹篾片，隔着裤子打几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惩罚。昨晚，孙叔叔打我倆的那根竹条，是根实心的罗汉竹，上面布满密集的竹节，有小拇指粗，是他家挑窗帘用的小棍儿。孙晓鸣昨晚告诉我，他爸经常用这根棍儿打他哥哥的屁股，打得他哥哀天哭地的乱嚎，但从来没有打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不想让他爸爸知道这钱，是他哥哥偷的。他接着用手比划着说，真的会打烂的，打烂的，我看见过，他激动得有点结结巴巴了。其实，如果昨晚不是我替他挨了打，他的屁股也一定会被打开花的。
我知道孙叔叔为什么要打我，他认为是我教唆了孙晓鸣偷钱。孙叔叔是干刑警工作的，派出所经常要处理一些小偷小摸的少年，往往这些小孩，都是先从家里偷钱，再发展到去社会上偷东西。派出所对那些屡教不改的小孩，也没有办法处理，治安民警常对家长说的一句话，回家把他屁股打烂。
我把还在熟睡中的孙晓鸣摇醒，对他说，我屁股好疼，他爬起身，轻轻拉开我裤衩的松紧带看了看，屁股蛋子的正中间，粘了两片在裤衩上，已经结痂，是被竹条打破了皮的地方。我叫他帮我把裤衩拽下来，否则我都上不了厕所。他不敢下手，一个劲的嘟噜，会很疼的，会很疼的。我站起身，一咬牙扯下了裤衩，撕开了血痂，屁股上渗出了几滴血珠，疼得我龇牙咧嘴地大口吸气。孙晓鸣从后面抱住了我，把脸紧紧地贴在我肩上说，你好勇敢，他突然哭泣了起来。我感觉能够保护朋友，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少年情愫，也终身留在了我记忆中。
但这天上午，在学校上课时，却让我饱尝狼狈窘态。第一节课，就是班主任的语文课，因为屁股疼，我坐在硬木方凳上，格外别扭痛苦。我不断的扭动着身体，换着各种坐姿，根本听不进课。班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平常对班上的同学也挺和蔼。她走到我跟前，盯着我的眼睛，悄声问道，挨打了吧？我一下羞红了脸，把头垂了下去。邻桌的几个同学，幸灾乐祸的笑出了声。其实这种事儿，在班上是见惯不惊的，没有哪个男孩敢拍着胸口说，他没有被打过屁股。
下课后，班主任把我带去了医务室，校医是个戴眼镜的斯文老头，长得慈眉善眼，他用两根沾满酒精的棉签儿，反复涂抹我屁股上指甲盖儿大小两块儿破皮的地方，疼得我大口大口的吸气。他边消毒还边解释说，酒精虽然疼，但不会落下色斑，比碘酒好，屁股上有了疤痕就不好看喽。然后又用红花油，按摩屁股上淤青红肿的鞭痕。我趴在医务室铺着白床单的行军床上，他不让我提起裤子，说屁股裸露在空气中便于结痂。然后，他笑呵呵地安慰我说，昨天也有个男生，在这里趴了一上午，他的屁股真被打开了花，比你严重哟。就这样，我一直趴到中午放学。时不时，有些男生女生路过医务室时，把头探进窗内，望着趴在行军床上，狼狈不堪的我，然后捂嘴讪笑走开。我都十三岁了，撅着屁股趴在床上，像展览品一样陈列在众人的眼里，强烈的自尊心，让我羞愧无比，无地自容。我突然伤心起来，不断地抹着眼泪，心中暗暗诅咒着孙晓鸣的哥哥。
很多年以后，孙晓鸣的哥哥，为这件事儿，还真向我道过歉。他说他们寝室几个室友，把向同学家借来的德国徕卡相机摔坏了，花了100多元的修理费，每人摊了20多元。他又油腔滑调地调侃说，那根罗汉竹，打人真可以，真可以，硬得像根鲸鱼骨头。他拍拍自己的屁股说，真委屈它了，每次挨完打，我就对皮开肉绽这个成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老爸也真可以，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
就是这位铁面无私，下手绝不留情的孙叔叔，在我们快小学毕业的时候，突然升官了。他要被调去重庆大渡口区公安局当副局长。大渡口，离我们居住的重庆老城挺远的，感觉就是另外一个城市。
第一个告诉我这消息的是孙晓明，他惊慌失措地说，我们要搬家了，我也要转学去大渡口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搓着双手，焦急的望着我。大人们的决定，我们这些娃娃又能怎么办呢？我安慰他说，我会去看你的。他抹着眼泪跺着脚说，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想离开你们。
调令来得很急，孙叔叔必须立马到任。两天后，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一辆大卡车就把他们家全部的家当装车了。卡车启动时，孙晓鸣趴在车厢尾部的挡板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我和邓长明挥手，他歇斯底里地喊叫道，你们一定要来看我，你们一定要来看我。我鼻子一酸，泪如泉涌，也哭泣了起来。邓长明却像一个坚定的男子汉，他表情凝重，伸出结实的手臂，紧紧的搂着我的肩膀。这一幕就定格了，成为我人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蒙太奇电影镜头。
但我还是食言了，他离开后，我和邓长明都没有去大渡口探望过他。我不知道他的住家地址，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学校读书，我给孙叔叔写过一封信，想打听孙晓鸣的消息，但他并没有给我回信，也许他还认为，是我教唆他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
一九七八年，全国正式恢复高考，我和邓长明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各自考入了不同的大学，邓长明去了北京，我去了成都。在我读大一的时候，意外收到了孙晓鸣的一封来信，第一句话，就是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哟。我激动得眼泪一下涌了出来。他告诉我，他已考入重庆的警校，这是他爸爸刻意的安排。因为我们家早就搬离了川盐三里大院，他是通过邓长明的哥哥，才知道我们俩的行踪，赶紧给我们写了信。随信还寄来一张照片，他穿着学员警服，十七岁的脸蛋儿，既帅气又阳光。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哆嗦，当即给他回了信，相约我们三剑客暑假在重庆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