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孙晓鸣一块儿玩的时候，往往是我拿主意，他总是顺从我的提议，他的性格中天生有一种温顺，他喜欢眨着一双大眼睛冲你微笑，笑得很甜，还不时露出点腼腆的表情，很讨人喜欢。但也有一次例外，我们发生了冲突。

一九七一年九月的一天，重庆的天气依旧格外闷热，中午大人们都在家里睡午觉，我和孙晓鸣坐在院中一颗大树下乘凉。我突然想起，有个重大的秘密，要告诉我的好朋友。我悄悄对着他耳朵说，听说林副统帅叛逃了，他的飞机掉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飞机上的人都摔死了。孙晓鸣听后愣了一会儿，猛古丁地站了起来，指着我愤怒地说：“你好反动”！他扭头就从我身边跑开了，并且在之后的一两天内都不理我。

我这消息，也是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听来的，我的父亲行政级别较高，他很早就看到了中央文件。但我没想到孙晓鸣的反应这么激烈，更没想到他居然都不理我了，让我黯然伤心。那个时代，领袖都是被绝对神话了的，一个小孩要证明自己没有说谎，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向毛主席发誓，向林副统帅保证，我坚决没有骗你，要是说了假话，全家死绝。

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在街坊传开了，几个月后，学校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的批林批孔运动，我们也学会了很多新术语：什么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孔孟之道，克己复礼。当然，孙晓鸣也早就和我和好如初了，走哪儿，互相都是搂着脖子，亲亲热热的。

重庆有很多兵工厂，当时为了支援越南跟美国打仗，这些工厂都卯足劲生产枪炮子弹，学校就动员学生去收集废钢铁，上交给学校。但我们真不知道到哪儿能弄到废钢铁，总不能去工厂偷吧。班上有一个平常跟我们玩得挺好的同学，叫邓长明，他家就住在临江门的江边，因为家里比较贫困，他的衣裤总是打有补丁。

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接力跑，邓长明因为跑得用力过猛，裤子后腰下的一块大补丁裂开了，他只穿了一条单裤，屁股蛋子露了出来，参加运动会的同学们，大声哗笑起来，连在场的老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邓长明羞得无地自容，捂着屁股跑进了教室。

邓长明个子长得挺高，大长腿奔跑在篮球场上，挺吸人眼球。我和孙晓鸣都喜欢他，有时也邀请他去我们院子玩儿，到了饭点，我们还带他去公安局食堂吃饭。公安局在解放碑附近有两个食堂，一个在五四路，一个在来龙巷。那会儿家长把饭菜票交给孩子自己保管，放了学自己去食堂打饭吃。虽然荤菜要凭肉票限量，但素菜和米饭馒头是敞开供应，每顿总有三四个菜可选择。邓长明觉得能够吃上这样的食堂，简直是羡慕不已。尤其是吃了晚饭后，公安局大院儿经常放露天电影，冬天就在在小礼堂里放电影，我们总是喜欢带上邓长明一块儿去看电影。有一次，我们看了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就开始模仿起电影中主角的语言和动作，见面时总是要高呼一声：巴布斯卡！

为了完成捡废钢铁的任务，邓长明把我们带去江边，在鹅卵石滩和煤渣堆里到处乱翻，不久，他就翻出一个大铁坨坨，有十多公斤重，从形状上看得出这是一个大铁锚，孙晓鸣也捡到一段粗硕的大铁链，我只捡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汽油桶。邓长明说，他们江边的孩子，有人捡到过当年大空袭时，日本人扔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小的有四五公斤，大的足有一米高，都被派出所和消防队的人收走了。那一次我们三人，圆满地完成了捡废钢铁的任务。

临江门江边，有两种类型的房子，一种是吊脚楼，一种是捆绑房，黑压压一片，这里可谓是重庆市中区的贫民窟。邓长明的家，既是吊脚楼又是捆绑房，他家房子就建在一个堡坎上，全靠两根木柱支撑，房梁结构用棕绳捆绑，墙壁是竹篾片抹泥，涂了一点白石灰，房顶是瓦片，一共两间小屋，走在屋里都摇摇晃晃的。他的爸爸过去是嘉陵江上的纤夫，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他就挑着篮子走街串巷去收废品，这个职业被称为“荒篮”。邓长明的母亲，在临江门的重医二院当临时工，替医院洗病房的床单，家里的收入可谓是捉襟见肘。

邓长明有一个哥哥，叫邓长辉，比他大两三岁，初中没念完，就不去上学了。由于年龄还不到当知青的年龄，就整天在外鬼混。解放碑周边有三四家电影院，邓长辉就在这些电影院门口，倒卖电影票，每张票加价5分钱，可谓是中国的第一代黄牛了。这种行为当时叫投机倒把，是一种犯罪行为，只是他年龄太小，每次派出所抓住他以后，只是把他押送回家，责成家长管教。

邓长明的爸爸，就把这个总是在外惹事生非的儿子，绑在家门口的电线杆子上，扒下他的裤子，用他那根儿挑荒篮细细的竹扁担，把儿子的屁股打得乌青黑肿，甚至皮开肉绽。逮他回家的户籍片警，抄着双手，在一旁静静的观看，这个在街边挨打的孩子，也仅仅只有15岁。

邓长明多次向我和孙晓鸣表示，他要好好读书，他要离开这个家庭。在我们班上每次考试，邓长明的成绩总是在前三名之列。有一次他数学考了全班第一名，善良的数学老师，作为奖励，带他去裁缝铺，给他做了一身全新的上下衣裤，他自出生以来，都是捡哥哥的衣裳穿，这是第一次穿上了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