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传言，少正卯广开私学，收授门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独颜回例外。

卯之学，乃刑名律典之学，异于礼乐，迥于孔丘。

古之为政者，登临高位，多有私心甚于公心，以公济私者，多见于史册。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见其欲显于形，后不见其行露于外，所求者无非复礼兴业。

礼乐者，分上下，明远近，定次序，制数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恶，明利害，同生死，去殊异，维上而治下。

存礼乐，必轻律法；立律法，必小礼乐。

两者非不可并存，古之贤达，或重礼乐而辅律法，或重律法而辅礼乐，临事而决之。

然，春秋之时，王道既衰，霸业已明，礼乐存而渐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势。

诸国之君主、大夫、贵族，皆得礼乐之利，虽不尊其实，亦护其名。

守礼乐之旧而排律法之新，皆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于孔丘，则不然。

礼乐，在宗、在威、在别、在数，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变。

两制不可并用，若用之，当不在首要，当不安一所。

处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国之道，不容忧疑，一经忧疑，轻则损命伤财，重则毁家灭国。

为政之私，不在己欲，贵在守道。

盖仲尼诛少正卯，不在其私情己欲。因律法迥于礼乐，仲尼欲复推周公之礼，此天敌也。

是故，在政不加其污，于德自伤己身。

然，此皆吾妄言之，不敢加于圣人。

既已在其位，仲尼内修礼乐，外拒强齐，威仪在身，力愈加盛。

适三桓困于家臣之患，季孙氏有阳虎之乱，叔孙氏有侯犯之乱，据城邑而乱主。

彼之离乱力弱之时，吾之千载难逢之机。

时仲由为季氏宰，进桓子，欲堕三都，名为除家臣之患，实为弱三桓之力。

桓子、武叔受家臣之乱，未能明察，故以其所欲治其虑所在，虽有所损而自圆也。

郈、费两邑已毁之，至孟孙氏之郕邑，公山敛处进孟懿子，遂不成行。

后三桓合心，力指定公、孔丘，定公软弱无力，自保犹不能也。

顷刻之间，势消力散，凄凄然独行，携弟子门人，出走鲁国。

由是观之，孔丘之为政，明势而知礼，尊上而守常，名正而力弱，贵专而乏奇。

上思周公之政，方知孔丘之所以败亡。

周公七年摄政，位已至极，又得召公、太公之助力，力不可谓不强。

适时成王年幼，周公虽摄政，亦述其意与召公、太公，此三者，皆一人定国之才，威慑群贤之德。

三人意合，周室方无乱也。

后与召公分治天下，方有周八百年之业也。

修礼乐，伐残殷，攻东夷，筑成周，封诸侯，平叛乱，其功赫赫，其德昭昭。

力愈加强盛，势愈加昌隆，盖兵锋之锐利，胜绩加于身，诸侯之拥戴，宵小不敢行。

所谓成道之三要，其一二所能致也，莫过于周公。

故，孔丘之所以圣，非在其政也。

后人可望其德，敬其道，因其善修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