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纪5年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最灿烂辉煌的年代，是东方破晓时太阳喷薄而出的时刻，是中国劳苦大众积聚了太久的激情的勃发，是五千年的奴隶猛然站立起来的辉煌的历史瞬间。她之于中国乃至于世界历史的极其巨大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因为她确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这个年代给全世界以及其巨大的积极影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此后，从1949年到1978年，仅仅是历史的一瞬间，古老的东方古国犹如浴火重生的凤凰，翱翔于广阔的天空，高瞻远瞩，审视自己，审视世界。

必须做的，她做到了。

这是世界五千年来未有过的大变革。关于这一段非凡的历史，当今世界上每一个亲历者，每一个活着的人，你可以有自己的认知，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结论。

被认知的历史须有时间的沉淀。当代一切对这段历史做出所谓“定论”的“学者”，都将被历史判定为白痴。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对历史产生影响。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一员，你唯一的资格是被历史评价。无论你是青史留名，还是“圣人无名”，都是历史的评价。

关于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伟大的马克思早就有精准的论述。与其妄作“结论”，不如多读书。

有资格做评论的是我们的后代——未来的历史家，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历史家。

常言道“盖棺定论”。孔夫子死去两千多年，谁能为他定论？

历史之树长青，道理就在于此。

这是本书作者的历史观。

列位看官！上述文字关乎本书主旨，敬请教正。

困难时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来了。

占人口少数的富裕人家基本上不受影响。一些低收入的人家得到农村亲戚的帮助，日子也还行。

东北的黑土地很肥沃，亲戚不少，但是我家没有得到援助。

大多数北京人粮食不够吃，缺乏营养。由于没有经验，很多家庭没有计划，不到月底就吃完了定量，家庭成员都浮肿。

突如其来的事件是对人的考验，尤其是那些刚从农村进北京的人。在他们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留下，或是回老家当农民。这种时候，农村的日子比城里好过。

我父亲介绍来北京的乡亲纷纷来我家，问我父亲这样挨饿的日子有多长？他们认为我父亲能做出准确的回答，但我父亲不能。

我父亲说，我觉得不会很长，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

那就走吧，回去心里就踏实了。

很遗憾，这些人中的很多人放弃了北京市民的户口，回农村老家去了，带走了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他们后悔一辈子。他们的子女在心里默默地埋怨他们一辈子。

他们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三叔，另一个是我六叔。

我三叔和我三婶的儿子不满周岁。我三叔认为应该听大哥和大嫂的意见，尤其要听大嫂的，但我三婶坚决要回老家。我父母接连三个晚上去他们家劝阻。最后一个晚上，我父母刚坐下来，我三婶怕我三叔被误导，抢先说：大哥哥，大嫂子，别说啦，别说啦，我们已经商量好啦！我们明天就回老家去啦！

山西口音嘹亮悦耳，在计委大院的上空回荡。

她怀里的儿子受到惊吓，“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声音也在计委大院的上空回荡，组成母子的合唱。

我三叔满脸通红，低下头，不说话。

我父亲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这是他老人家不当干部的原因之一，但此时竭力搜索有说服力的词句，想要说服他们。

我母亲起身，说：走，还有什么可说的！你们不后悔就行！

我三婶追出来说：大嫂子你放心吧！我们不后悔！你和大哥哥要是也想回去，先住在我家！

我六叔刚从老家来北京，在一家钢铁厂工作，每月定量4斤，还有补助，但是每天头晕无力，坚信城市不是久留之地，怕我父母阻拦，没打招呼就跑回老家去了。

他的羊皮袄和我五叔的自行车已经变成粮食。我五叔此时在厦门服兵役，伙食很好。

196年，我爷爷在老家病逝。

1961年，我姥姥病危，我母亲拿着我父亲向单位借来的3元回老家。

在火车上，我母亲给我买了一本《小朋友》。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启蒙读物，我如获至宝。

每天晚上我都给弟弟读上面的故事。我最喜欢的也是唯一记得的故事是木头人到处借渔网，最终向打鱼人借到渔网，捕到一条大鱼。

成功的人生离不开两种品质：勇气和智慧。

我父亲做了一杆秤。秤盘是一个搪瓷盘子，秤杆大概是红木的，上面有两排长短不等的金星，秤砣是两个旧锁，一个铜锁，一个铁锁，最大称重1斤。做饭时先是严格执行定量，然后往粮袋里倒回去一些，到月底时保证有余粮。三年里，我家无人出现浮肿，是较少见的。

我父亲会做精美的高级家具，常有人请他带队，在假日出去挣钱，收入十分可观。然而我父亲自重身份，认为自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事不能做。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去四季青公社的田里挖了一袋野菜。田里有个农民兄弟，说谁能想到你们城里人吃野菜？够可怜的。你等一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儿菜。我父亲当即谢绝。

我父母商量卖掉瑞士名表。我母亲鼓励我父亲说，卖多少钱都行，你别为难。

我父亲还是发愁：卖给谁？应该要什么价？是去西单还是去王府井？

星期天上午，我父亲出家门，走到马路边上，看着手腕上的表，心中犹豫。

同志，能说句话吗？耳边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父亲吃一惊，眼前站着一个男人，年岁和自己相仿，衣着俭朴，背着一个布包。

你有什么事？我父亲问。

男人笑了：老哥，兄弟要是说错话你别见怪。我觉着老哥是在犯难，是不是想卖这表？

我父亲笑了：是，我不知道怎么卖。

我看看行吗？

我父亲摘下手表，交给他。

他看一眼正面，翻过来看一眼背面，问：老哥想要多少钱？这表很好，我想要。他掏出一盒前门烟，给我父亲一支，用“自来火”点上，又给自己点烟，很从容的样子。

我父亲说，你看它值多少？你看着给吧。

3块行吗？

我父亲大吃一惊，程度不亚于当年在警察局里和战友对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