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清河候张三求见。”

“哦，他有什么什么事情？”

“这，他倒是没说，要不奴婢去问问？”

“不了，请清河候来见朕吧，对了，现在是午餐时间，为清河候也准备上一餐。”

“是，陛下。”

酒饱饭足后。

“不知清河候有何要事？”

“臣斗胆，敢问陛下如何看待百家争鸣？”

“朕以为百家者，皆华夏子孙也，是为华夏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然今时不同往日，人不必过于拘泥与过去或百家，爱卿若有何良策，朕皆可听之，但言无妨便是。”

“善，臣观陛下据中国之地，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一如当年的秦孝公。

臣请毛遂自荐，为陛下之商鞅也。”

“哦，秦孝公，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意思，请张先生详细说说。”

“好，陛下现在面临的局面其实和秦孝公差不多，当年秦孝公想变法，奈何国内贵族阻挠，国外强敌压境。

然而陛下武略冠绝天下，北汗和建奴都败在了陛下的手里，现在外患没有了，只有内忧。不过这些内忧，也就是这些既得利益的读书人集团，显然不是陛下的对手。

但是除去了内忧外患，陛下还缺少一套能富国强兵的制度，来应对即将吞下的大片海外领土。”

“张先生所言极是，张先生有何良策，尽管道来。”

“陛下，想设计一套合适的制度，首先就要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解绝大多数人想要什么。

根据臣在民间的观察，绝大部分人，就是除开了个别如同陛下一样的圣人，或者个别已经富贵到极点的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都是想通的。

年轻的时候要有钱，有地位，老了也能有保障，下一代有上升的通道。

这些人们最基本的欲望，反应在现实社会当中，就是金钱，权力，传承，或者说世袭。

而最早提出这一点，并推行他的人，叫做吴起。

出自《吴子》励士。原话为：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被)[谴]使者劳赐其父母，著不忘于心。

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于是武侯设席于祖庙，分三排坐位宴请士大夫。立上等功的坐前排，用上等酒席和珍贵餐具，猪、牛、羊三杜俱全。二等功的坐中排，酒席、餐具较为差些。没有功的坐后排，只有酒席，没有贵重餐具。宴后出来，又在庙门外赏赐有功人员的父母妻子，也按功劳大小而分差列。对于死难将士的家属，每年派人慰问、赏赐他们的父母，表示心里没有志记他们。

这个办法实行了三年之后，泰国出兵到达魏国的西河边境，魏国的士卒听到这一消息，不待官吏的命令，就自动穿戴盔甲奋勇抗敌的数以万计。

这就是极大激发将士们主观能动性的好处。

同样的，吴起也提出一点：兵不在多而在精。

他认为，一个部门的人数，如果远远的超过了需求的人数，就会有人滥竽充数。

起对曰：“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己。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以四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吴起说：“我听说人有短处有长处，士气也有盛有衰。您不妨试派五万名没有立过功的人，让我率领去抵挡泰军，如果不胜，就会被诸侯讥笑，丧失权威于天下了。譬如现在有一个犯了死罪的盗贼，隐伏在荒郊旷野，派一千人去追捕他，没有一个不瞻前顾后的。这是为什么呢?是怕他突然跳出来伤害了自己。所以一个人拼命，足使千人畏惧。现在我这五万人都象那个盗贼一样，率领他们去征讨敌人，敌人就很难抵挡了。”

而且吴起非常重视下面将士们的情绪：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

上级富裕而骄横，下级贫穷而怨愤的，可以离间它。选退犹豫不决，部队无所适从的，可震憾吓跑它。

就是说，只有建立一套合理的奖金制度，人才才不会流失。

所以臣以为，吴起实在是把人研究的特别透彻。

要是待遇太差，底下的人就敢糊弄上级。

但要是能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还用大量金银作为奖励，那下面的将士们必然有积极性。

而继承吴起衣钵，并把他发扬到极致的人，是商鞅。

商鞅这个人不爱画饼，专门办实事。过去河西之地一丢失。秦君就对秦人讲：河西民众苦不堪言，我们要收复失地啊。

但是老秦人回去就得骂：就会忽悠我们去送死，什么好处都不给我们。

但商鞅一来，秦军立刻变成虎狼之师，天下六国都不能抵挡它。

因为商鞅认为，宣传不能只说假大空的事情，得和老百姓说点实际的。

秦君有统一六国的理想，这一点非常好，但是给老秦人讲这个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