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肇不知为何陛下如此问，连忙回应，“除了陛下所送来的十来私奴，外加后来主动愿成为长安乡私奴的人，其他的都未入我长安乡私奴籍。”
大秦户籍制度森严，管理严格，按百姓的社会地位来划分户籍，主要分为普通民户籍、役籍、徒籍、私奴籍、市籍、弟子籍、高爵位籍、宗室籍等。
私奴便是奴役，一旦加入，便终身为主家的奴，很难再改变。
现下权贵大多拥有自己的私奴，比如说，某权贵有地万亩，他们不可能自己耕种，便想方设法弄来奴役，让之加入私奴籍，终身为其效劳。
像李肇这种只有少量的私奴，的确很少见。
“哦！为何？”嬴政不解李肇的做法。私奴是当下权贵常用的手段，而李肇如此做，有点匪夷所思。
李肇一拱手，“陛下，长安乡没有私奴一说，没有必要执意去弄私奴籍，我们，皆是一家人，一家人便不会在乎这些。”
的确，长安乡被他开发以来，人数越来越多，但他从未将他们当做奴，更未虐待他们，有的只有平等相处，这也是为何阿超敢和他没大没小地说话的原因。
一家人，从无奴和主之分，只有分工合作，各施其职，各尽其责。
这和其他权贵做法迥然不同。
“皆是一家人？没有私奴之说？这好吗？”嬴政陷入沉思。
和陛下接触久了，李肇并不显得很局促，也能畅所欲言，“好不好得看实际情况？”
“陛下请看下面。”李肇指了指农田里忙活的农人，“这几十人有几位是私奴藉，大部分都是普通民户藉，你看他们干活的效果怎样？”
“很不错，积极性很高。”
“这和其他权贵私奴相比，如何？”
“有过之而无不及。”嬴政不是胡乱说，身为皇，掌控八方，更有着黑冰台监察百官，谁家情况如何，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就比如李肇家，他就能说出李念的名字来。
是的，一般权贵家私奴干活积极性不高，有些为了让奴役干活，还专门叫人来管理，鞭打是少不了的。
但长安乡的私奴却不同，完全不用人管，很自觉地干着活，效率很高，更难得的是，那些非私奴籍的农人，干活积极性也很高，就如此地乃他家的一般。
只是他很不解，不用私刑，不设奴藉，也能让这些下人乖乖听话干活，李肇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是他自身的魅力征服了这些人？这个想法出，嬴政想想便觉得可笑，李肇是什么人他还不清楚吗？
自私自利，毫无魅力可言。
“你是如何做到的？”嬴政饶有兴趣地问。
李肇也不隐瞒，说：“私奴，平等对待，农人，以酬劳聘之。”
秦朝虽说是封建社会，却是在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也就是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度。
依旧存在着奴隶社会的陋习，平等对待私奴是不可能的，在权贵眼里，奴便是下等人，不配平等对待，聘用更不必说。
大秦少有聘用之说。
大秦重农，土地大多集中在地主的手里，所以每位地主的手里都有很多私奴，私奴便是主家的奴隶，根本不存在聘用之说。
还有一种情况便是雇农，即是将土地分给农人耕种，地主收取地租，这种情况可提升农人干活的积极性，但也不能说是聘用。
所以，李肇说出这话来，令嬴政眼睛大了大，这个时代存在观念令他一时无法接受这样的方式。
但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问：“平等对待私奴我可以理解，但酬劳聘之，何解？”
李肇笑了笑，指了指自己，“陛下，臣身为主将，可有俸禄？”
“当然！”
“这便是陛下以酬劳聘臣，臣为陛下效劳，陛下便报以我酬劳，其实道理都一样的，只是这酬劳聘之只存在于朝廷中，却少有人想到用之百姓身上罢了。”
“其实长安乡之农人为何如此积极，是因为臣聘用之为臣干活，臣给他酬劳。”
“有了酬劳，便可改善自家生活，摆脱困苦。”
“聘之干活？为何不租其地，从而收取租金？？”嬴政问。
李肇对着嬴政一拱手，身体微微鞠躬，说：“租地固然是好，却让农人喘不过气来。”
“陛下有所不知，长安乡所招揽的农人皆是附近农人，他们本身便有自己的地要耕种，如果再租给他们地，两头不相顾，只会令他们难以对付。”
“我之聘用只是在闲时让他们来干活，从而付给他们酬劳。”
“哦！还能如此操作？”
“是的陛下，咱大秦的赋税主要落是普通民户身上，他们既要背负赋税，又要给租金，所剩仅能维持生计，如果年冬不好，收成锐减，还会面临挨饿的份儿。”
“所以臣想了，何不给他们多一份收入，减轻他们的压力，对他们对臣来说，都是好的。”
“其实他们都很乐意接受这种方法，遂才会积极的干活。”
嬴政听之沉默了，农人在忙自家活儿的同时抽空来长安乡干活，这便能得到另一份收入，减轻自身负担，正因为他们不抗拒这种方式，甚至还很推崇，从而调动他们干活的积极性。
听起来真有那么一回事。
比之私奴或租地甚之呀！
“当然，有些农人本身地少，入不敷出，几乎沦落到成为流民的境地，我长安乡收留之，像这样的农人，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臣便聘用为长工，签订契约，只为长安乡服务，每月领取相当酬劳。”
“臣称之为合同工，而临时来帮忙的，称之为临时工。”
“两工并用，便是长安乡做法。”
李肇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毫无保留地将长安乡对用工的操作说了出来。
嬴政陷入沉思，一会儿皱眉，一会点头，样子十分滑稽。
“这便是萧何所说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并存？”他突然想起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