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新城计划既是一项民生工程，亦是一次商业尝试。

朱由榔知道这种模式在未来肯定可行，可在当下却不一定管用。所以定下大体规则后，他又让太子朱慈煊担任工程总管，工部侍郎和广州知府分任副总管，盯着下面的官员把事办好。

朱慈煊任监国期间兢兢业业，在内阁六部的辅佐下把两广治理得不错。百姓安定，前线稳妥，股票交易所也有十几家新公司，可以说百业兴旺。然而海外传来的瘟疫让他这个监国差点翻车，一度惶恐不安。

所以，担任珠江新城的工程总管后，他没有只盯着人事任免和钱粮，反倒经常去到工地查看进度。

当他看到数条平整的大马路一起向北延伸时，忽然感到这是一场巨大的浪费。

奢侈，实在太奢侈了。

比如仅横竖四条宽十丈大街，长二里的大街，所耗费的铺路材料就高达万吨。

煤渣、沙子和砾石虽然都不值什么钱，运到工地却很贵。比如一吨煤渣从香江岛运到工地码头就要一两运费。如果不是靠着珠江用船运方便，耗费则更高。

再算上装卸、混合砂浆搅拌、夯实路面等工序所耗费的人力工时，修一里大街要耗费几千两。

再加上大量民巷也要求铺平夯实，光修路的花费就是天价。

又比如排涝的沟渠，每一条巷子都要挖。

而这一切本可以全部节省下来，毕竟为民宅修路本就不是朝廷的份内事。再说，土路又不是不能走，乡野间不都是土路吗？除了下雨泥泞，没什么不方便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再次找到父皇请教。得到的答案让他再次刷新对经济的认知。

朱由榔把这次修城称为大基建，修路挖渠的标准定得那么高，可以说是故意为之，目的就是把钱花出去。就算最终耗费突破预算，他也会发行国债来填补窟窿。

朱由榔问道：“你想想，大量有钱人逃回乡下，工厂停工，港口停工，商铺停业，如果顺应自然，广州要多久才能恢复元气呢？”

朱慈煊一下子被问住了，因为这涉及到多方面因素，有很多因素还互相影响。

尚可喜带清军离开广州时，城内还有四五十万人口，比瘟疫后的数量还多。如果以这个为参考，如果能尽快恢复海贸，恢复到巅峰的七八十万，保守估计要再等两年。

朱由榔继续道：“两年算快的了。如果我们无所作为，有些人可能还要往乡下逃。这次不是因为瘟疫，而是因为城内赚不到钱，先回乡下缓缓。现在我们招募两万民夫，等于为两万户人家解决了收入问题。他们有了钱就会买东西，然后就会有更多人回来做他们的买卖。一来二去，广州慢慢就复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修新城，算是一种以工代赈。就算不修这个，也要修点别的，比如说雇一万人去挖坑，再雇一万人去填坑……把新城修得好一些，算比较有价值的一种，不是吗？”

朱慈煊听到以工代赈这几个字，忽然豁然开朗。如果把修新城视为一种灾后赈济，很多奢侈的举措就变得很合理了。扒房再建房，比挖坑再填坑确实好很多。

朱慈煊还想到，广州一年的商税高达二三十万两，如果能早恢复一年，光多征的商税就足以弥补修路的花费了。

“父皇，那我们为什么不把路修得差一些，省出的钱把地方修大一些呢？这样还能安置更多人。”

“为什么要修大一些，足够安置第一批人就够了。一次修太大了，我们还怎么卖下一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