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师伊萨克·巴罗的安排下，牛顿一边尝试对悬赏谜题进行破解，一边寻找合适的船只。

就在他找到一些头绪的时候，一艘名为珍珠号的远洋货船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搭载年轻学者前往广州。

因为前往中国的船只必须在上半年出发，牛顿不想等到明年，于是决定在航行的几个月里继续研究。

在伦敦，牛顿看到高级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中国丝绸、瓷器和漆器。大街小巷的茶馆也人满为患，加了蜂蜜和柠檬片的中国红茶是最畅销的饮品，据说一天能卖几百乃至上千杯。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来自中国的精美瓷器彻底占领伦敦的瓷器市场，之前被称为高级商品的代尔夫特瓷沦为廉价的贫民用具。

在泰晤士河畔的各大码头，水手们都以去过中国，以熟悉中国海的水文风向为荣。在他们嘴里，中国广州是世界上最棒的城市，比伦敦繁华五倍，干净整洁十倍。

伦敦市民从早到晚都在谈论中国，如果哪个贵族在参加沙龙时对中国话题一无所知，肯定会被其他贵族认为是土包子。

在等待开船的时间里，牛顿见到十几个同样前往中国寻梦的年轻学者，还有那位传奇船长埃利斯。

埃利斯告诉年轻学者们，珍珠号将在几天后出发，经过一百八十多天的漫长路途后，他们将在十月末或十一月初抵达中国香江岛。

“香江岛？不是去广州吗？”牛顿疑惑地问道。

“没错，就是广州。按中国的区域划分，香江岛就在广州府境内。如果你不着急，可以等我们装卸货物之后再一起去广州城；如果着急，可以转乘别的小船，或者上岸骑马前往。”

埃利斯兴致勃勃地谈起英国工程师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很多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出身的年轻人都在广州找到薪酬不菲的工作。

在那里，有能力设计和主持修建水力锻压机等大型器械的工程师很受欢迎，工作一年能赚五十到一百英镑，足以在广州买下一座堪比王宫的中国庭院。

如果有真才实学，还可以到广州的大学任外籍教授，比如说牛顿的校友史密斯就是其中之一。

“去中国就对了，中国皇帝慷慨且开明，让每一颗金子发光。”

牛顿听得津津有味，又好奇地问道：“听说你见过中国皇帝？他像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吗？”

“当然见过，我们是亲密好友。”

埃利斯对中国皇帝的学识大吹特吹，还说此人精通英语，可以直接对话交流。

接着，他又讲起几年前第一次觐见中国皇帝的传奇经历——那段经历曾被伦敦各大报纸反复提及，被称为大不列颠打开远东贸易的第一次胜利。

当然，在一片兴奋中，也有一个很不和谐的声音。

有几个同船的校友告诉牛顿，他们之所以选择前往中国，除了因为那里遍地是黄金，还因为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最近出现了黑死病。

众所周知，无论哪个欧罗巴国家闹黑死病，都会迅速传播至周边各国。黑死病无药可医，每次都会造成数百万人丧生。

欧罗巴在未来一两年都不会安全，只有前往更遥远的中国，才有可能躲过这场浩劫。

……

和明军进行私盐交易的一个月时间里，湖广的窘迫困境逐渐改善，各方面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明军暂退五十里的举措没有浪费，被张长庚包装成一场扭转败势的大捷。

在发往京城的捷报中，董学礼、张勇等绿营将领知耻后勇，在襄、樊两城顽强固守；从江陵、岳州运回的守城重炮日夜轰鸣，一炮糜烂数十里。

在即将城破的关键时刻，张勇率麾下甘陕精兵出城突袭，董学礼乘机夹击，大获成功。

明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可惜伪明皇帝亲自统兵殿后，身受十余创，好不容易才在城外五十的潘家湾止住败势。

张长庚还提到，为了确保武汉万无一失，他正在安陆府的钟祥一带构筑第二道防线。即使明军攻破襄阳，也不可能威胁到长江江防和武汉重地，朝廷不用太担心。

当然，捷报中关于钟祥防线的内容是真实的。

湖广总督府从鄂北各府征召数万民夫前往钟祥，在城内外修筑一系列防御工事。为了追赶工期，地方官像疯了一样命令民夫挖掘壕沟，修建营寨壁垒，即使到深夜也不得休息。

一批经验丰富的军官从襄阳城秘密赶回钟祥，从各地召来的民夫里挑选壮丁，编成新的野战营进行训练。湖广总督府则打开武汉武库，运来一大批武器盔甲，让这些新兵初步具备战斗力。

用张长庚的话来说，这一个月时间是用两百多万两银子买来的，连一刻钟都不能浪费。

如果一个月后重开战端，钟祥就是新的防线。也许那些新兵还无法独立作战，但可以为退回钟祥的精锐部队补充兵源。

就和捷报中提到那样，襄阳是否会战略性放弃还未可知，但钟祥绝对不容有失。

湘南方向，防御态势也有所好转。

一方面，广东明军不知为何忽然放弃对郴州的袭扰，悍匪彭信古不败自退，率部回到韶州防御。

另一方面，听说武汉不再截留贵州的补给，几艘运盐船也已在驶往沅州的途中，吴三桂高兴得合不拢嘴。

吴三桂特地给张长庚写感谢信，盛赞对方讲大义，识大体，实为国之栋梁。之前的口角只是一个误会，希望张长庚不要记在心上。

银钱方面，前半个月银子像水一样不断往外泼，汉阳城内的几个银库空得快要可以跑老鼠。

触目惊心之下，张长庚连续举办了好几场劝捐诗会，从武汉两城的豪商手里敲了不少备用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