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据妾身所知，雷氏夫人本为农妇，雷家亦是寒门，况雷郎将乃武人，声望高低，似无益也？”武皇后有些费解地道。

“雷家无用，倘若郡望之家当如何？若为皇家，又当如何？”李治淡淡言道：“朕没有料到，谢、冯二位卿家争论出如此之法，更未曾想及，报纸一物，亦有此大用。”

虽然说，报纸在大唐诞生了有些年头，但是，谢岩和冯宝都没有主动过问，基本任由其随意发展。

然而，文人的清高以及并不愁销路，致使报纸一物本身的发展，十分缓慢，每日刊载内容，大半是与百姓生活无关的诗词歌赋，其余才是官府政策以及少量社会内容，真正吸引百姓的，反而是各类广告，尤其是“便宜坊”、“马场”两大块，连篇累牍，前者大有发展出后世各类优惠券的意思，而后者，也有了“马经”的意味。

但不论报纸如何发展，其巨大影响力都是不容忽视，只是唐人中极少有人意识到，即便意识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

谢岩、冯宝却懂得，在很多时候，舆论力量，胜过千军万马，尤其是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名声来说，那更是容易摧毁。

一个谣言或一句猜测，通过报纸广而告之形成的影响，往往事后想要彻底消除都难，更不用说真实发生的事了。

所以，当时在公堂之上，谢岩主张“严办”，理由是“不如此，不足以消除影响”。

当此话一出，冯宝马上想到了后世最为常用的方法——公开道歉！

继而，冯宝更意识到了谢岩真正用意，那就是用“舆论”来约束权贵们的行为。既然想到了，那默契的配合一下，自然而然产生。于是，在他们两个人看似激辩的情形下，公堂之上所有人当时都被“带到沟里”去了。

雷程氏更是觉得，不过在报纸上登一篇“道歉”文章，既可以少罚钱，又能够不用暂时被收押，简直好的不要！反正雷家也没有什么所谓“名望”，登便登呗，故而极力应允，最终促成于辰当堂裁决，以此结案。

只是每个人都想不到，谢岩在最后宣布，基于此事当众审结，即表明官民士绅皆无异议，故，凡“卫岗乡”境内，日后遇此类似事情，皆照此案审定。

在当时，除极个别的人隐约觉得“不妥”外，多数人都赞同。

然，时过境迁，待案子审结完毕，公文张贴，报上刊载以后，“卫岗乡”乃至“洛阳”城里，很多人都反应过来了，只是木已成舟，要想改变，已无可能。

当李治想通个中关节，且大致向武皇后说了一番后，最后道：“朕以为，此事虽有诛心之意，然本意为民，民乃国本，故而无妨。”

“陛下圣明！”武皇后道：“只是妾身不解，谢、冯二位卿家何不上书陈情，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皇后莫忘《姓氏录》乎？”

李治这一句反问，顿时令武皇后茅塞顿开！

显庆四年，由许敬宗、李义府等推动编纂《姓氏录》谱成，共收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皇帝李治亲自撰写书序，说明类例。以现任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不仅当时五品以上职事官得以录入，就是兵卒中以军功获五品以上勋官者也谱中有名，而旧士族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弃于外。

然，《姓氏录》颁布后，朝野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以被录入为耻。

而以“五姓七望”为首的世家大族，依然自矜高贵，不把皇权放在眼里，究其根源，是他们在百姓之间的巨大声望，以至于朝廷对此有些投鼠忌器。

李治秉承先帝太宗遗志，修《姓氏录》以期压制门阀世家影响，效果并不好，是为一块心病，却未曾料想，谢岩和冯宝忽然搞出“登报致歉”这么个奇怪的主意，但却正中世家门阀要害。致令李治意识到，“报纸”真正的作用，在于如何使用。

作为皇帝枕边人，武皇后很清楚李治想法，况且，其“武氏”乃小姓，其父本为商贾，因而备受豪族以此说项，哪怕位上帝后，亦无多少改变。故武皇后同样认为，那些所谓“世家”，可恼可恨！却也没什么实际好办法。

但今日听皇帝夫君那么一番详说后，武皇后也认识到了“报纸”的独特作用，并且建言道：“陛下，‘报纸’此物应有大用，理当朝廷开办，妾身奏请收回。”

李治缓缓摇了摇头，道：“不可防民之口。”

“倘有不轨之臣、别有异心者，借‘报纸’行不法事，当如何？”武皇后道出心中忧虑。

李治并非没有想过，可对于这种“新事物”，实在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现在武皇后当面问及，若言“不知”，未免有损“天子颜面”。

沉吟片刻，李治当机立断道：“解铃尚需系铃人，王伏胜，传旨‘卫岗乡’，限三日内，谢、冯二位卿家拿出章程。”

“奴婢遵旨。”王伏胜即刻应下，毫无片刻耽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