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马车上，王伏胜拿起一份当日报纸展开阅看，虽说内容杂乱、五花八门，却依然看的津津有味。不过，脑子里面却在想：“陛下缘何如此看重此物？”

进入“卫岗乡”，直接去往“官衙”。

说来也巧，王伏胜前脚踏入,天空中即开始下起小雨。

“近两月滴雨未下，公公一来，便久旱逢甘霖。”

“呵呵，咱家那是赶巧，”

“如此方明公公乃有福之人。”

“许久不见，谢侯爷可谓妙语连连。”

“哪里哪里，公公请——”

短短几句寒暄之后，谢岩亲引王伏胜进入“公事房”。

落座,上茶。

而后谢岩问及来意。

两个人多少年的老交情了,自然实话实说，当然，仅限于公事。

谢岩清楚，皇帝的意思是对于“报纸”这种新鲜事物有些拿不定主意。如果按照后世说法，实际是“管”和“放”的选择题。只不过，在千年之后，同样也面临如此情形。

管得太严、太紧，有阻止百姓发声嫌疑；可要是太松，鱼龙混杂之下，容易把世道给带偏。

考虑到最终决定权是在皇帝手里，谢岩把两个方面都大致说了一下，并且明确表示，自己个人偏向于适当从严，同时给出两点建议，其一，“报纸”开办，必须有官府许可；其二，应有专人负责各类文章及事务刊载、审定,并为之承担相应责任。

王伏胜哪里能够听懂这些，他只是记在脑中，留待回宫禀告皇帝。

中午，在谢岩热情款待下，王伏胜小酌甚欢，两人一直到“午时”过半，方才结束。

而后，王伏胜径直去找冯宝，询问同样关于“”报纸”的事情。

不出王伏胜预料，冯宝果然意见与谢岩很有不同。

冯宝认为，“防民之口”不可取，“报纸”当允许百姓自由发声，官府不必太过干涉。而且同样也给出两点建议，一是除“广告”外，必须禁止“有偿发文”，也就是说，“报纸”刊载别人文章可以付费,但是绝不能为收钱发表文章；二,官府不可以自己办报，否则必定会出现官吏利用权力行事，比如强迫商家登广告，强逼百姓订阅等事。

王伏胜只是一个传声筒，他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和建议，只在临近结束谈话前，告知冯宝：“陛下口谕，着二位侯爷三日拿出章程，咱家今日方至，尚可逗留两日，还请冯侯书之以文呈送君前。”

来到大唐十余年，谢岩和冯宝已经适应了大唐的官场习气，尤其是与皇帝打交道，那更是悟出了一个道理，私下里都能说，但付诸于文字，越精炼越好，因为在很多时候，奏疏不只有皇帝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从来都是相互，差遣身边最亲信王伏胜问询，又何尝不是李治在适应谢、冯二人。

在李治眼里，谢岩行事屡屡超乎寻常、出人意料；冯宝就更离谱了，想哪儿干哪儿，从南下、造船到“宝庄乡”，毫无脉络可循，可偏偏每一件事，都能让人觉得——应该、必须那样去做。

而且，这两个人所干的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前人未曾提及，或有提过，更无人做过。那么，便出现无先例可借可循，也找不到旁人去问的局面。

作为天子，总不能动不动问臣下事，所以，每当谢岩，冯宝弄出来什么新鲜事的时候，王伏胜便成了跑腿的，当然，偶尔也会有王福来。

李治颇为了解这两位形式特例独行的臣子，知道他们都比较看重情义，权势、地位、财富等，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换句话来说，让与他们两个人多有来往的王伏胜、王福来去问策、问事，基本上都有最真实的答案，若换成旁人，保不准带回来一堆官话，毫无实质内容。

事实的确如此。

三日后，李治坐在沙发上，大致御览一番谢、冯二人呈报奏疏，随手往旁边一放，问：“二位卿家，可有说甚。”

王伏胜毫无保留地将谢、冯二人所言如实道出……

李治默然听罢，沉吟片刻，转首问一旁武皇后道：“两位卿家之言，各有倚重，皇后以为当如何？”

由于身体缘故，很多政务交武皇后处置，在不知不觉中，这对天下地位最尊贵的夫妻之间，家长里短之事越发罕有，更多则是相互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