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朱树人并不觉得自己有同时得罪所有人,所以他不动声色地问:“你何以觉得此番变法,有同时得罪士绅和百姓?此法明明是利于百姓的,彻底废除了农籍百姓的丁税,却丝毫没有增加负担!多缴的钱粮也是替代他们原本该服的徭役的,怎么看负担都是只减不增。”
姚启圣委婉地说:“殿下仁德爱民,学生岂能不知,但是殿下所定‘农籍百姓田亩下限’之法,今年虽未正式实施,可将来终究是对田地较少的自耕农负担加重的,类似于倒退到了两晋南北朝的占田制、均田制。
占田制均田制下,也是朝廷核定每个丁口理论该当占田多少,并且按该理论值纳田赋,只不过当时指标较高,魏晋时为正丁占七十汉亩,唐初占四十唐亩,折合今日大明面积,也约有二十亩。
殿下所定下限,只是比唐人宽松了一半,同时对上限不加封顶,多占多纳、履亩而税。但说到底,这个下限原为大明此前所无,无知百姓未必能领会殿下的良苦用心,一旦有怨声,又被士绅利用,形成合力,恐怕不易各个击破。”
士绅是肯定有人会反对的,因为大明原先不用士绅纳粮服役,现在至少要纳粮交钱了,士绅在农业税和代役钱上是纯亏的,他们有动机闹事,以及鼓动
如果不给那些只有一点点田的农籍人口定个纳税面积下限,那么农民这次就是百分百绝对纯受益,不会被鼓动起来。
有了这个下限以后,家里水田少于十亩的人,就不是纯受益了,得掂量掂量。或许如果只有五六亩七八亩的话,也还能跟变法前勉强持平,因为多计征的几亩田的粮赋,大约能跟免掉的人头税相当。
但如果全家一男一女两个成年劳力、两个未成年劳力,总共田数少于五亩,按照新法依然坚持保留农籍,应该就会小亏。这些人,就有可能被士绅利用。
虽说朱树人武力强横,可以杀一批带头闹的士绅,然后把被蒙蔽的百姓劝回去,但终究有点不体面。
朱树人见姚启圣点出了这个利益分配的敌我划线,倒也不得不承认,对方对这次新法的受益群体划分、研究得还是比较透彻的。
但朱树人坚持给农籍定一个田亩纳税面积下限,显然是有另外的考虑——他是为了让大明逐步启动工业化,需要把低效的农业人口挤出来,让田地稍微相对集中一些,至少能满足劳动力的劳动饱和度,不至于让农民闲着没地种。
他是核算过的,以大明的农业生产效率,一家男女两个大人加两个十岁以上孩子,种十亩水田都是绰绰有余的。田再少的话,百姓的劳动力就浪费了,饭都没吃饱,就大把时间闲下来晒太阳。
大陆彼端的英国人,如今已经羊吃人圈地圈了整整一百五十年了,大明在这方面已经算起步晚了。
如果不把农业人口挤出一些,营造一个打破小农自然经济的氛围,光靠上层推动,未必能让大明实现工业化。
朱树人活着的时候或许还能开开
挂,可他之后的人呢?要是想回到老路上去,难道大明最后还等着列强将来把科技树追平?
虽说这一世的大明,如今基础科技已经可以了,就算朱树人百年之后,后人无能摆烂,应该也不至于会明显被列强反超,到时候最多也就是大明沦为科技列强之一、没法对敌人形成明显代差优势。但朱树人觉得这是不够的。
他希望的大明攀科技和工业化进程,是将来要做到“地球上只有大明算强,不能有列”。
列强?谁允许你们列的?
所以,引导只种一点点田的农民改行去当工人,这个国策不能变。朱树人至少已经比英国的羊吃人圈地温和了无数倍了——英国那边哪里会保护只有十亩地的自耕农?
可惜,有些话朱树人也不适合对地位太低的人直说,所以他沉吟之后,只能说:“孤此举另有深意,非你可知。”
姚启圣揣摩了一下,终究是追逐富贵的冒险精神占了上风,让他斗胆揣测:“学生以为,殿下所谓深意,莫非是试图逼农为工?
此法倒也不难揣测,学生家中曾涉猎海商,近年来我大明外洋商人、工匠日渐增多,学生也曾与英吉利国人交流,得知他们那儿有一种‘羊吃人’的圈地,便是把小自耕农尽量变为工人……”
朱树人闻言,眉头微微一皱,但是并不反驳。
姚启圣见自己猜得稍微有点眉目,斗胆继续说下去:“若果是如此,学生倒是觉得,殿下设置每户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之法,确实该当推行,但具体推行时,手法还可斟酌。
比如,世人之所以觉得,百姓每户至少种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劳力才能饱和,多半是以平原旷野、鱼米肥饶之地而论。
但若是山区崎区之地,地块偏狭离散,要强行让少地百姓卖地迁移、合并田土,未必能提高多少效率。
何况山区崎区之地,周遭也没有繁华城镇,工坊工场稀少,百姓全部农籍改工,也未必找得到活。按新法全部充作徭役,也未必需要那么多人长途服徭役——秦末之时,陈胜吴广便是远途异地服役,在途损耗太重了。”
朱树人听完,觉得倒也有点道理。确实他一开始想到的是,如果农籍被逼换籍,好歹有个吃公家饭服徭役的机会保底。而且从全国全局来看,徭役人口永远不存在太多没活儿干的情况——
大明还有那么多建设可以搞,实在不行朱树人还能搞“国有企业”来实现工业化加速。有他这个开挂的人指点,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没处去的问题。
但是,异地服役,以及强制百姓迁移,这事儿确实容易出乱子。很多人是不愿意离开故乡太远的,路上损耗的时间,就会让人心浮动。
这可不是21世纪,东北到广东打工都没有怨言,还觉得赶那么远路是应该的。这个时代的人,太过安土重迁了。如果没有犯罪,就要对方离家千里,那根流放的犯人有什么区别?
哪怕朱树人是为他们好,觉得山沟沟里养不活那么多人,希望山区百姓往周边平原城市就近迁移,也一样会有人抗拒的——
这一点,哪怕21世纪,在最后扶贫的攻坚阶段,就是有很多绝对赤贫,宁可留在山里,也不要搬出来,在城里分房子给白住都不愿意出来。有些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文盲,融入不了社会,宁可在山沟里自己种自己吃。
这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大明的扫盲率,比后世更差无数倍。
朱树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步子在某些很局部的细节上,稍微迈大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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