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时，便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创”之说。至夏商周三代，更有三典五刑，肉刑已成为国家的常刑，秦及汉初两代更是相沿不改。

直到以仁慈爱民著称的汉文帝在位时，这才先后废除了肉刑中的墨、劓、斩左右趾和宫刑这几大残忍的肉刑，汉文帝的废肉刑之事，还被后人誉为“千古之仁政”。自此以后，肉刑基本停用。

汉文帝废止肉刑、改为笞杖行刑一事，虽然被称之为“千古之仁政”，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犯人所受笞刑数量过多，有的三百，有的五百，结果很多人本命不该绝，但却因熬不住残酷的鞭笞之刑，反倒丧了性命。

有些士大夫准确的发现了名义上减轻刑罚，结果反而却杀人更多的怪象。因此汉景帝即位后，立即接连颁布诏书，将笞刑数量减少了许多，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到了数十年前的汉末，兵员劳力极度稀缺，人口自然十分的重要，但国中每年都有数千人因笞杖而丧命，选择笞杖还是肉刑一事，自然重新引起了天子百官的注意。

本朝自太祖武皇帝以来，就屡有恢复肉刑的议论，但此事事关重大，百官始终没有议出一个明确的结果，因此这件事也就这样一直拖了下去。

大魏自立国到代汉以来，执掌刑法的廷尉钟繇曾先后在建安十八年、黄初元年、太和三年上表提过三次恢复肉刑的建议。

建安十八年，商议未果。

黄初元年，正反双方辩论未定，吴蜀便已来犯，此事不得已只能暂时搁置。

先帝太和年间的第三次商议，是关于此事最为激烈的一次廷议，钟繇认为，那些原本犯了肉刑却死于笞杖之下的人，如果还是照肉刑惩罚，反而可以活命，若此事改易成功，则可有“岁生三千人”的效果！但司徒王朗却以为，这种做法虽有轻刑之实，却难免有酷烈之名，实施起来在固然有“起偃为竖，化尸为人”之效，但吴、蜀二方定会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届时倘若谣言四起，恐怕此政策尚未施行下去，部分无知百姓便开始向吴蜀流窜而去了。

当时参与此朝会的，足足有议者百余人，但最终大部分的人都同意王朗的看法，先帝虽觉得钟繇说的有理，但奈何朝中阻力太大，此事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施行。

而如今，曹爽开始改制，何晏又重新提出了这条陈年旧议，事关重大，曹芳和曹爽君臣自然不得不认真对待。

夏侯玄自然也对此事有些拿不定主意。

他想，当此乱世，恢复此以伤代死之法，固然会让国家人口增多，但这肉刑一旦恢复，虽然暂时有利于修养国力，但后世又当怎样呢？

一旦大魏后世君主得以一统天下，届时天下大治，却又再到哪里去寻找汉文帝那般愿意废止暴刑的仁君贤主？

夏侯玄觉得，减少死刑倒是可行，但是这许多残忍至极的肉刑，今日一旦被恢复，日后想要再行废除，可就难了。

夏侯玄思虑至此，心意已定，立即取出了笔墨纸砚，提笔悬腕，写了一封反对恢复肉刑一制的论疏文章：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岂自然当有犯！何、荀（子）、班（固）论曰：‘治则刑重，乱则刑轻。’又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杀妖逆也。伤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类也。如其可改，此则无取于肉刑也。如云‘死刑过制，生刑易犯’，‘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斯罔之于死，则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犹称以‘满堂而聚饮，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则一堂为之不乐。’此亦愿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于当杀而忍于断割，惧于易犯而安于为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何用断截乎！下愚不移，以恶自终，所谓翦妖也。若饥寒流沟壑，虽大辟不能制也，而况肉刑哉！赭衣满道，有鼻者丑，终无益矣。”

文中所言大意，乃是：刑法不重则易乱，凶残之徒只能杀之以儆效尤、悔改之人不必加以肉刑。譬如众人宴饮，一人哭泣则满堂不乐，一人犯法处死，则众人自然不敢再犯，这正是杀一儆百的道理。

夏侯玄写完这篇论疏之后，便差人誊录了一份送去了洛阳大将军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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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夏侯玄的肉刑论送至洛阳后，曹羲和曹彦、曹则、曹训兄弟几人第一时间便浏览起了夏侯玄的这篇论疏，曹羲仔细阅完此信之后，不禁赞叹道：

“好一个‘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泰初引用荀子、班固之言，合情合理，可谓大善！”

曹彦读完之后，眉头微皱，反驳曹羲道：

“三哥，何平叔、丁彦靖、李公昭几人所建言的恢复肉刑一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最起码可以让百姓保全性命。虽然泰初表兄所提的‘既富且教’，使民向善而不愿作恶，才是孔子提倡的王道，但毕竟此事行之太难，恐怕一时之间难以见效。”

曹羲听了五弟曹彦的话后，不禁也陷入了沉思，但天性善良的他，终究还是无法接受残忍肉刑的恢复。

当李胜看了夏侯玄的肉刑论后，不禁苦笑道：

“泰初一向顾全大局，此次怎么变得这般迂腐？来人，准备纸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