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这台相机有些棘手，讲道理我连它是不是使用的通用胶卷都不知道（看相机大小必然不是的——我决定继续我昨天晚上的那个伎俩，就这么把相机往藏身在门帘后面的玻璃柜台上一放。那秃顶老头把挂在前胸的眼镜架到鼻梁上，端起相机上一眼下一眼地看了半天，然后越过镜片看向我：“柯达4t。”

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柯达4t，特殊用途微型相机，”他熟练地将机壳拆开，“使用4mm平视胶片。”他又抬头看我，“还有两张胶卷，你要用掉吗？”

“全冲出来。”

“五千日元，”他把盖子重新合上，“本来只要两千元，其余的是保密费。”

“我什么时候能够拿到？”

“后天，加急明天的话，再加一千元。”

“我明天就要。”说完我掏出钱夹来，从里面取出一张一万元钞票递过去。老头接过钞票，对着灯泡来回看了半天，我觉得钞票上的福泽谕吉被他看得脸都要红了。

确认是真钞之后，店老板从柜台底下取出一个铝制饭盒，打开以后里面是面值不同的花花绿绿票子被叠放在一起，他从里面点出三张一千元和两个五百元铜板递过来——这一瞬间忽然让我有一种回到了沈阳的错觉。

“有生意吗？”一个声音从隔开门面与民宅的门帘后面传出来，是我很熟悉的声音，在我未能及时作出反应的时候，一只白嫩的胳膊已经挑开了印有写真社名字的蓝色棉布帘——铃木惠理佳。

铃木写真社，铃木惠理佳？怎么会这么巧！

她的出现让我感到震惊，那个秃头那个老头回头：“嗯，来了位侦探先生。”

我的身份瞬间被戳穿，她的表情凝固在脸上，我的表演立刻崩塌殆尽，当时的表情估计难看到了家。

“你，是侦探？”半天她才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

“啊，”我的脖子酸疼起来，艰难地点了一下头，“业余的时间我会接一点这样的工作。”我的声音越来越低，现在轮到我脸红了。

“你们认识啊。”老头问，“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起过？”他的口气里面带着质问，仿佛不是很满意惠理佳的交友情况。

“这用不着你管。”惠理佳从柜台里走出来，“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和我解释一下？”

“是的。”我低头呢喃着，但是说不出下文。

惠理佳叹了一口气：“爸爸，我们出去一下。”

“好，”老头说，“几点回来？”

惠理佳没有理他，径自朝前走去，我就这样低着头跟随在她后面——怀着这样的心情跟着一个女性走在这样昏暗的巷子中，我回忆起十岁还是十一岁那年带着班主任回家家访的事情。走到一家鸡肉串小店里，她拉开玻璃门走进去，我也跟着她走进去。

“大婶，老样子来两份，两杯真露。”

那个被叫做大婶的老板娘是个胖胖的老太太，回了一句“好的”之后她就麻利地烤起了鸡肉串。倒在玻璃杯子里的韩国烧酒被端上来，还没有等我开口，惠理佳先端起了一杯灌下肚去，然后从我手里夺过第二杯：“我有说是请你来喝酒的吗？”

“好，好。”

“惠理佳，是谁啊？”老板娘是关西口音。

她坐着生闷气，我才发现她今天和往常不同，没有化妆，连我在公寓与她约会时见她时常画的淡妆也没有，头发梳到脑袋后面抓成一把马尾，身上穿的也是居家款的运动服，颜色都已经被洗得很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