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在1988年的初春，我来到rb，东京。

中介把我扔在语言学校，那是栋五十年代造的五层小破楼，离新宿站不远。我所在的班一共有四十二名学生——有和我一样从中国大陆来的，有港澳台胞，有几个韩国人和越南菲律宾人，还有一个自称的脱北者，吃喝拉撒全在这栋楼里。几个台湾妹妹没几天就跑出去上班了，后来又有几个人日常对话都没学好就偷偷跑出去打工。当时我人比较老实，一直记得中介关照的话，他说你如果在rb无照打工被抓到的话，移民局就会罚你一大笔钱然后把你立即遣送回国。对被遣送回国我是有没什么心理负担的，但如果要我拿一大笔钱出来交罚款的话，那还不如直接杀了我算了。所以直到nhk报道说全rb所有赏花地的樱花都已凋谢为止，我都没有踏出过学校大门半步。

即便如此，我和同班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依旧很少：从大陆来的同学除我之外都是公派的留学生，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港澳台胞毕竟只是同胞、韩国人和东南亚人就更别说了。我反倒是和学校老师相处的不错，我们的日语老师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rb女性，看着倒不像是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类rb传统家庭主妇，大概年轻的时候也是位职场精英吧。我倒是从来没听她谈起过自己的家庭，不过我猜她应该也没有成家，毕竟那么丑。

这位姓小野的老师和大楼里其他rb籍教工不一样，对中国人是挺友好的，我就顺杆爬时常和她聊天。她问我对rb的印象如何，我坦言到东京后还没有出过这栋楼，她又好奇我这么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出去逛逛，我掏出空荡荡的牛仔裤口袋：“午饭我一直吃的是苏州伊面。”

她问我既然没钱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我说我害怕移民局罚我钱，她“噗”一声笑了出来。我以为她是在笑话我胆小，解释说自己还是很珍惜现在的机会，能忍过去就尽量不会去做犯法的事情。当时我这么说主要是为了能给她留下好印象，以求结业评语能写得好看一点（后来我才知道，语言学校老师的评语屁用也没有。她鼓励我说rb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让我不要太过胆小，并暗示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官僚都只是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公务员：“而且有些兼职并不算兼职嘛。”

我以为她是要介绍我去打工。

果不其然她说：“如果你想要挣点生活费就打我电话吧。”

结果一直到结业，我都在纠结要不要出去打工的事情。

结业后，中介把我领去一家机械厂做研修生，当然咯，我们这种研修生，其实和在国内做流水线工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大老远坐着飞机跑来的不是rb而是深圳的错觉。

机械厂是不提供宿舍的，除了白班的一顿午饭和夜班的一顿晚饭之外，食宿都要自己解决。我在附近租了一间很破的木板房公寓，晚上老是能听见不是楼上就是楼下不然就是左邻右舍传来的阵阵春声，尤其是住在我右手公寓里的那对小夫妻，动静特别大，每次半夜被他们惊醒我都以为是地震了。

在我工作了一个月之后，从国内带来的苏州伊面终于吃完，我不得不考虑起伙食费的问题。在我仔细地算了三晚之后终于确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继续租住这间公寓的话，那么我就完全没钱吃晚饭了。可问题是这已经是附近最便宜的公寓，而且我敢肯定，整个东京圈里都没有这么便宜的公寓了。

为了每天晚上能够吃上五百日币的饭团，我想到了去做兼职，于是我借管理室的电话打给小野老师。我满怀希望地对着笔记本上的号码拨通电话，可电话那头小野老师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冷淡，我原本还憧憬着能得到她热情的帮助，起码是师生之间的商谈，到最后她不过是客客气气地说：“你为什么不去建筑工地看看呢？”那里总是缺人的。

很多年后，我才迟钝地察觉到自己应该是会错意了，从一开始就会错意了。

不过她的意见倒是非常有用，我的确在附近的建筑工地上找到了搬材料的工作，工头很贴心地帮我安排好时间能让我两边的工作不冲突，我也尽量跑来工地做白班，毕竟这边的薪水比我在机械厂做研修生领到的生活费要高得多。如此一来，我不仅吃上了晚饭，甚至还能存下一点钱，并且我每天都因为劳累一躺下就能睡着，根本听不到来自邻居的骚扰，除了变得更黑和更瘦之外生活简直不能再好了，赞美太阳！

在建筑工地搬砖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个老穿荧光绿色运动服的精瘦年轻人三天两头会来工地上到处看看。那个人明显不是公司的职员，可工头碰到他总是表现的很客气，我问一个工友那是谁，工友说他是“不动组”的人。

当时我对rb的黑社会没什么了解，以为所有黑社会都叫山口组。“不是啦，山口组是关西的组，这里是关东啦。”那个木工摆摆手，“咱公司一直是由‘不动组’的大金组长关照着的，那个人就是大金组长面前的红人，黄蜂仔啦。”就是雅库扎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