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了魏兴农,我乘坐出租车来到函馆机场,却没想到因为迟来的台风,我被困在了这里。全日空的飞机已经晚点超过十个小时——手头的烟已经抽完了,机场候机楼里也没有卖烟的地方,我更不敢随随便便地离开,只好看着那些停在跑道上一动不动的客机发呆。
不过解决了老魏的委托还是让我觉得挺高兴的,觉得之前欠他的人情总算是还上了一点,虽然我一直把他当作朋友,不过十年里他却从未联系过我,有时我会想他恐怕并没有把我们之间的交情看得多重。
我和魏兴农相识在1992年,在rb函馆和乙岳部山下某个小镇之间的某条公路上,那时我才25岁。
那时我因为一个案子要跑去北海道,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要在大冬天跑到北海道来受这份活罪——就在我盯着车窗外斜飞的雪片胡思乱想的时候,车身一阵颠簸,伴随着一声闷响从车底传来,大巴车抛锚了。司机打开车门下车检查,十五分钟后又重新爬回车里,他顾不上掸去身上的积雪,就气哼哼地抓起对讲机吼了起来。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听力有障碍的老先生,一个劲地抓着我问出了什么事,我只好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解释:“车子坏啦,我们得在这等救援了!”一个坐在前排穿运动上衣的年轻人开始不耐烦地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司机两次出言制止他,要他安心坐在位子上“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那个年轻人怒火中烧,一把拉住大巴司机的衣领,吐出一口关西腔:“你他妈的叫我别给人添麻烦,你他妈的给老子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口水喷到司机脸上,司机把头一缩,不停低声下气地说着“对不起”。
其他乘客就这样看着他们,车厢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小痞子先把司机大骂了一顿,才问道:“你要老子等到几点?”司机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公,公司正在调配车辆过来,但是今天的雪这么大,我想,我想可能要等五六个小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五六个小时!你他妈是想把我们都冻死在这里吗!啊?你他妈是想搞谋杀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几步走到车门口:“请开门,我要出去抽烟。”司机和小痞子一起看向我。
“请开门。”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他妈的。。。”那个小痞子想要继续发作,我不自觉地把手往羽绒服大襟里面伸,他立刻就闭上嘴。我掏出烟盒晃了晃:“请开门。”
事实证明,站在雪地里抽烟是一件极不明智到我想抽自己一耳光的行为。在我换了各种角度试着打火不下一百次却失败后,我毅然放弃了抽烟这个想法,可我又不想回车上去,只好站在雪地里研究起公路来——公路上的雪已经积到了我的脚踝,若没有明显的标志,真是完全分不清哪里是公路哪里是公路以外,远眺我们的来处与将去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素白与昏暗,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事情要从在此之前的三天开始说起。
三天前,“不动组”的黄蜂仔来到我的办事处,说组长大金有事要委托我——虽然到rb之后我极不想和黑社会帮派扯上关系,可惜应了那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吃上侦探这碗饭之前,组长没有少照顾我,人嘛,总要讲些义理人情。
大金是朝鲜人,一张大饼脸,他约我去社团办公室吃龙虾,其实就是我端着一杯麦茶看他坐在老板桌后面大嚼龙虾钳:“陶桑,我就不和你客套了。”他示意黄蜂仔去把东西取来,是一份地图。
“这是哪里?”我问。
“北海道,乙部岳附近的山里,就在函馆附近。”他擦擦沾满油腻的手,“本来这块地已经被一个财团买下来预备造度假酒店,谁知道他们派去做勘察的小队发现这个山沟沟里竟然还住着人,准确的说,是一群没有身份的中国人。”
“是偷渡客吗?”这种事也算是挺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