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台下，有一不起眼的听客。听着李贽的离经叛道之言，那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随后悄悄退出了人群。

回到县城，临近日落，几名下属才姗姗前来汇报安排给他们的任务。

“队长，这是近半年来，我们收集到的李贽学说。”

领头人接过厚厚的一本汇总，随即翻开瞧了瞧。

正治方面，李贽以“异端”自居。针对当时官学和知识阶层独奉儒家程朱理学为权威的情况，贬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诗文多抨击前七子、后七子复古之主张，认为《西厢记》、《水浒传》就是“古今至文”。

（注：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余日德、张佳胤七人。

李贽颇好史学，其晚年根据历代正史纂写了《藏书》一书，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撰写《续藏书》，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藏书》一共68卷，是纪传体历史评论，讲述战国至元朝灭亡时约8个历史人物，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反传统评价，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对儒学。

对于秦始皇，儒家早已盖棺定论，将他定位为暴君，是历代君王里最残暴的一位，但在李贽眼中，始皇帝却是“千古一帝”，他高度认可秦始皇的文治武功之盛以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对于武则天，唐朝时评还好，到了宋代司马光时，就将武则天评价为牝鸡司晨，作为一个负面典型加以鞭挞，但李贽认为武则天是“政由己出，明察善断”的“圣后”。

李贽去世后，其弟子汪本轲根据李贽生前的资料，又编辑出一本《续焚书》（共5卷，其内容比《焚书》更为大胆。

在儒家门徒心目中，孔子是至圣先师，儒门鼻祖，但李贽却戏谑嘲讽孔子，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而是与大家差不多的庸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既然孔子非圣，那么该向谁学习呢？李贽认为“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指出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如果一定要在言行举止上向孔子学习，那么只会是“丑妇之贱态”……

翻过有些枯燥的正治观点，领头人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经济方面，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涩会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

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道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果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队长，我心里有句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