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船过了淮安与清江（淮阴，和江浙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化差异逐步增大，江南江北之分愈发明显。

明弘治元年（1488年，有位名叫崔溥的朝鲜文官，因父亲去世，急匆匆回家奔丧，却不料路上遭遇暴风，整个船被风浪打的桅杆粉碎，孤零零在海上漂了十四天，历经多次死里逃生，终于被大明台州军民所救。

这位朝鲜文官历经了一场跨时135天，行程8余里的大明“奇幻漂流”，最终安全返回了朝鲜，还写下一本名为《漂海录》的日记式见闻录。

见闻录中有提到“大抵百里之间，尚且风俗殊异，况乎天下风俗不可以一概论也。然其大概以扬子一江分南北而观，其人烟盛衰：则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民居方面，江南房子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炼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则多为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服饰方面，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而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著短窄白衣。

江南江北的女子也有显著差异，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周等事，皆自服劳。

一路行来，付成勇见到的情形大抵如此。

产生此般差距，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江南地区拥有苏东淮南盐场，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在苏杭，棉纺织业中心为松江，再加上较为先进的焦炭冶铁技术与斗彩、五彩制瓷技术，使江南成大明两京十三省最富裕的地区。

富裕的经济条件使达官显宦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自封建王朝以来不曾有过的城市“市民阶层”，这无一不彰显着江南地区的特殊性。

听完外务部干员的一番分析，付成勇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从扬州到南旺的一路都是逆风航行，到了山东地界，进入会通河，由于河水狭窄、水浅，官船不得不小心行驶。

使团众人在此河段亲眼目睹了一起漕船翻船事故，满载稻米的船只被河水淹没，船夫在水面噗通了两下就没动静。沿途经过的漕船与河岸上的百姓见此情形，全都只是冷冰冰的观望，未有一人出手相救。

外务部干员瞧见付成勇眉头紧皱，劝道：“每年经过会通河的漕粮达4余万石，其中翻船沉没的漕船不知凡几，你又何必自添苦恼。”

付成勇十分不解：“既然如此耗费人力物力，为何不走海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