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资料引起了余切的注意。

有十几个彝族士兵面对镜头笑道，“我们彝族人不怕死，我们很勇敢。”

随后，这批青年在之后战斗中全数牺牲。

但这不是余切最震撼的。

谅山炮战，万炮齐鸣，万军齐进，战士们忍着听力丧失和幻听，不知疲倦。

这也不是余切最震撼的。

敌人摸进我方战地医院，对护士和伤兵的残忍屠虐，而我方发誓要百倍让其偿还，并确实做到。

这还不是余切最震撼的。

余切最震撼的，是前线冲锋死战，后方要求分手或是离婚的信件如同雪花一样的飘来，她们言之凿凿说，“我要加强自己的学习，不应该把精力用在儿女情长上，因此，让我们的关系就在此结束吧……”

战士们放下信件，不知道是哭还是笑，咬紧牙继续投入到下一轮的战斗中。

在这一刻，战争的残酷、冷漠，甚至是滑稽和无端，都在这些历史当中。

余切觉得自己找到了那句能作为“文眼”的灵感，他写在纸上：

“我和他们在一起！”

余切要创作一个，取材于对越反击战的素材，借用了后世《拯救大兵瑞恩》商业片结构的小说：

这就是“我和他们在一起。”

余切希望，当读者阅读到这一篇文的时候，能成为“和他们在一起”的“我”，从而给到前线将士支持，理解他们的境遇。

余切罗列好框架，开始写这一篇小说。

此时，由川省作协主办的研讨会，已经如期开办了。

它的开始，正是以马识途的到来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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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在时间上没有强制性，但大家一般会参与完全程。

每天有时间搞自我创作，又包吃包住，还有大拿分享经验，川省大学和后来的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进行授课，是新人创作者的天堂。

这天下午，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相互认识，主席台上有这一时期的代表本省作家，流沙河，王火……也有做研究的学术者，部分行政干部。

最出名的，还是马识途。

干文学这一行，没办法绕过行业的带头大哥，马识途是和李尧棠等人齐名的“蜀中五老”，这一时期的省作协和省文联主席，还是余切广泛意义上的同乡。

大陆有两个文学上值得提的机构，一个是作协，一个是文联，作协早于文联。

在世界各国，一般只有作协，而文联则只有中苏才有，因为它带有左翼的意识形态，肩负有引导的责任。

而作协是一个组织，被这个组织接纳和不接纳，作家的命运将会完全不同，这也是和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

八十年代，当一个大陆作家，不得不混圈子，不混圈子寸步难行，连发稿子都是奢望。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自我孤立于组织，是万万不能做的蠢事。

余切天然是川渝文坛的一员，他从《红岩》发稿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出道舞台，他当然是要加入这个团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