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

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有这么严重？”

范直昌点了点头，“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一旦改了，赋税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骤减。”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这个制度如果改了，还有谁去开垦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对于小农家庭来说，主要是勤恳劳作、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以便养活自己，改善生活；对于大地主来说，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

作，以获得最大收益，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这直接导致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农夫们为官府种田，还有多少积极性？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

“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另外由于地主少、佃农多，有竞争，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

“农业发展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运输等行业，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国家的稳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农业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土地是国之根本，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什么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还是文荆公，蔡京，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范直昌郑重说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

“当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贫富悬殊更是可怕，由此导致叛乱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檄文里就提出要‘均贫富’，宋江、方腊起义同样如此，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变革，但像文荆公、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绝路，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以换取民心。”

“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战争不断，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

开支，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此情况下，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在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商业，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