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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商并重？”李虎马上明白了范直昌的意思。、、

“对。”范直昌说道，“我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商贸发展来带动手工业的发展，以手工业的发展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促进中土财富的增加。中土财富增加了，朝廷在重新分配财富的时候就掌握了主动，就可以让王国、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的财富都随着中土财富的增加而增加，继而形成一种利益上的平衡，达到国富民强这个最终目标，如此一来，我们的变革就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变革策略应该是在确保农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这样不但摆脱了‘抑兼并’和‘不抑兼并’的桎梏，也缓解了朝廷、官僚富豪商贾和普通百姓之间激烈利益冲突，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从而确保朝廷的变革稳步推进，确保中土国力迅速增强并完成统一大业。”

李虎陷入沉思。

范直昌的变革是全新的，是他在书上没有看到过的，也是历代变革先贤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新办法。

范直昌则滔滔不绝，继续阐述自己的变革策略。这一次，他说到了土地制度和田赋，说到了国之根本。

“从历史上来看，每到王朝更替的时候，土地兼并也是最严重的时候，土地兼并造成百姓无田可耕，百姓无法生存了，于是揭竿而起，但本朝百姓揭竿而起，却不是因为无法生存。本朝为防止难民暴乱，有完善的募兵和赈济制度，确保人人都有一口饭，都能生存，所以本朝百姓揭竿而起的暴乱寥寥无几。”

“立国初期，川蜀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朝廷的茶叶专卖政策；前几年宋江起义，是因为朝廷的刮田政策；江南的方腊起义，同样因为专卖政策原因；河北起义，还是政策原因。所有这些政策都体现了一个特点，官与民争利。朝廷为了增赋，横征暴敛，把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这些人为了反抗暴政，揭竿而起。”

“本朝田制不立，土地自由买卖，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严重的一个时期，但百姓没有为土地严重兼并而失去生存的机会，也没有

为此而造反，相反，他们不堪于朝廷新政的压榨而造反了。王小波、李顺是川蜀的茶商，宋江是梁山泊的庄园主，方腊是漆园的雇工，他们都不是耕地的农民，他们都是被朝廷为增赋而实施的掠夺他们财富的财经政策逼反的。”

“王荆公变法，因为受到旧党的.百般阻扰，尚没有走到官逼民反的严重地步。蔡京主政，把对手全部赶出了朝廷，为所欲为，结果官逼民反。我们变革，也是一言堂，同样没有对手，总帅利用强悍的武力，可以强行推行各项变革政策，但危险性更大，稍有错误，必定引发一连串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帅和朝中大臣在变革的时候充分总结了文荆.公和蔡京变法失败的教训，尤其在财经制度上，更是小心翼翼，唯恐激起民愤，但到目前为止，朝廷的财经制度改革都是拨乱反正，都是废止蔡京新政的蜕变部分，基本上还在沿袭文荆公变法的思路，不敢有分毫的篡越。”

“文荆公变法是在大宋原有制度上的修改和完善，.虽然有助于朝廷改善财政危机，但效果不明显，需要一段漫长的时

间。当年文荆公试图立竿见影，步子迈得太大，失败了；蔡京主政后，步伐不是迈得太大，而是打马飞奔，结果一败涂地。”

“两人失败的原因，归究起来都是一个，财经制度.改革的失败。本朝赋税两大块，田赋，就是土地税，在乡村收取。其次就是商税，主要在城市收取。其它诸如身丁税、官田税都有限，要想增加赋税收入，必须在田赋和商税上想办法。”

“本朝土地税是.两税法，就是秋夏各征一次田赋。本朝土地数量基本固定，在土地大量兼并的情况下，田赋没有增长的可能性，只有想方设法堵塞瞒报漏报，确保田赋不减。”

“田赋没有办法增收，只要在商税上想办法，于是就有了蔡京的榷茶制度，新的盐钞法，变‘交子’为‘钱引’等等一系列掠夺制度，但这远远解决不了问题，蔡京一咬牙，巧立名目增收赋税，搜刮民田，增加免役钱，胡搞一气，结果官逼民反，新政失败，蔡京也身败名裂。”

“文荆公和蔡京的变法，单纯从财经

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