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鸿飞此时的心情只能用“误上贼船，骑虎难下”这八个字来形容。

内藤义雄何许人也他当然清楚，他既是靠日本人发财的银行家，自然想要结交日本总领事的首席经济顾问。何况正金银行的头取也是内藤的弟子，这么一位金融圈里的前辈按说是该结个善缘。可是金鸿飞不傻，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也知道什么样的人应该交往什么人自己应该敬而远之。

他虽然不是国府的特工也不曾与情报圈子有过交集，却也能猜得出内藤此人绝不是一个教授、学者或是经济学家那么简单。在中国的日本人没有几个省油灯，一个从庚子年就来到中国，没有正经营生偏又结交广阔，在哪都能找到关系的老人，身上若是没点秘密身份才怪。

做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必须耳聪目明，金鸿飞的社交圈广泛，于黑白两道都很有些关系。他听说过在英租界里有个神通广大的咖啡馆，据说只要肯出钱就能从里面买到本该是机密的消息。那些消息可以帮助人陡然而富，没必要费尽心力的去投机钻营。内藤义雄似乎就是咖啡馆的创始人之一。

金鸿飞在投机商里素来以胆大闻名，往往敢于押上全部身家去搏富贵，他也渴望发财，为了发财可以不顾其他，但他从没想过和这个咖啡馆有任何瓜葛。金鸿飞看得出来，如今华北乃至整个中国都面临着生死存续的危机，可他不在乎。他只是个商人不是军人、政客，家国大事与他无关他也不想过问，一心只想发财。至于这片土地变成谁的天下，他压根就不在乎。

不管是结交白逾桓还是为日本人效力，都是金鸿飞发财的手段以及为保护自己钱财所做的保险，他很清楚一个商人的界限在哪并不想逾越。如果和那个咖啡馆沾上关系，自己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那些家国大事自己想不参与也办不到。

在乱世中这种身份变化往往意味着不可控的风险，自己善于处理金融圈子的麻烦，其他的麻烦却未必在自己控制范围内，从安全角度也理应远离。因此金鸿飞宁肯放弃暴富的机会，也不和白鲸、内藤以及这个圈子的人产生交集，没想到白逾桓为了争风吃醋居然硬是把自己拖下水。

“鸿飞老弟和我乃是至交，你我之间本不该有隐秘，只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涉及机密所以不能对你说还望老弟别见怪。今天这件事本是因我而起却连累老弟面上无光，白某于心不忍。我此时如果继续瞒着你，就不够交情了。”

白逾桓嘴上说着交情却不理会金鸿飞的神色，也不给他打断自己的机会，强行把秘密说出来不容其装傻或是逃跑。

“我和恩溥乃是南次郎阁下留在天津的密探，工作就是监视华北派遣军以及天津各情报机构的行为。我和南次郎阁下的信件中既有文墨上的交情，也有公事上的交待。换句话说，我们两人就是古代的绣衣直指，又或者可以看作微服私访的钦差。”

金鸿飞的知识主要在经济领域，对于历史所知有限，绣衣直指是什么压根不知道。他此时所能想到的则是传说中前清那帮血滴子，又或是东厂太监。

南次郎曾经长期在华工作并担任过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在他自己心中认为在天津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为光辉也最为舒适的日子。即便如今已经升任陆相，对于天津依旧念念不忘。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再回天津，看看自己的工作成果，向同僚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时也总算有证据。

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之间始终存在权力上的争夺，南次郎担任派遣军司令时自然要为自己的利益争取，可是地位变了想法也就跟着做出改变。他担心自己的后继者改弦更张把自己打下来的大好基业败坏掉，乃至完全洗去自己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日租界的情报机构林立，南次郎如果想成立一个自己的机构未尝不可，但是意义不大。日本人担任这种角色很快就会被人查出来，搞不好还会闹出工作上的纠纷。

因此他给自己门下走狗白逾桓安排了这么一份监视性的工作，定期给自己呈交书信汇报，保证自己虽然离开派遣军依旧对天津情况能及时掌握。又担心白逾桓利用权力随意诬告，任命胡恩溥作为掣肘牵制，凡是重要情报必须两人联名才能确认生效。

胡、白两人早在当年就被日方发展为文化特务，白逾桓更和南次郎有私人交往，这项工作乃是半公半私性质。华北派遣军以及领事馆都不能确定两人除了为日本做舆论战先锋外还承担监视工作，惟一的知情人就是内藤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