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眯缝着眼，偏过头仰望着三楼那扇熟悉的窗子，小心地避免着被它反射的阳光刺到眼睛。今天是大年初三，空气却温暖得恍如初夏，晒过太阳的风吹在脸上暖烘烘的。记得九年前的那个春节，天气也是这般暖意融融，可当时的我却感受不到。

我现在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从三楼那扇窗子望下来，刚好能看到周欣从这座办公楼大门走出来的“临界”位置。阔别九年，可我还是一下子就定位到了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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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从周欣的住所回到我的小屋后，我一头扑倒在床上，脸扎在枕头里放声痛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哭，只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身体里也空落落的，好像永远地失去了什么。我的心被一下一下地撕扯着，鲜血淋漓，痛得我浑身发抖。

接下来的好多天，我的灵魂不知去了哪里，只留给我一具了无生气的躯壳。我对周遭没有了感觉，每天只是机械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经常是手里干着干着活就开始发呆，发着发着呆眼泪就掉了下来。幸好编辑的工作大多数时间都是独自一人面对书稿，和其他人接触的机会相对不多，所以就连关系亲密的小关也没有觉察出我的异样。

足足过了一个多月，灵魂才慢慢回到了我的身体里。这是失恋的感觉吗？呵，可笑，我连恋爱都没谈过，何来的“失”恋？但若不是，又会是什么呢？

送周欣去医院那天之后没多久，我的银行卡上先后收到了两笔钱，一笔是我最后一次帮丰诺做翻译的稿酬，另一笔是周欣还给我的医药费，比我实际花费的多了不少。我并没有告诉他医药费的金额，因为我不需要他还我这笔钱，他一定是估算着还的。我把缴费收据拍了照，连同多出来的钱用微信转账给他，他没收。后来我听从小关的建议，把这些钱给他充了手机话费。这话费实在是多得有点夸张。

是的，“最后”一次帮丰诺做翻译，因为从那以后周欣再也没有找我做过翻译，事实上，他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而我，却依然像以前那样，每天打开好几次邮箱、查看无数次手机，期盼着收到他的消息；每天下班也依然执拗地乘坐公交车，在车子路过公主坟的时候望一望丰诺公司所在的那座大楼。这些已然成为了我的生活习惯，改不掉了——我压根也没想改。

那年的年底，黄老师他们三个和711办公室的老李被调回了各自的原部门，713办公室里只剩下了我和小关。同时调走四个同事，对于我们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部门来说，不啻是一场巨大的震动。至于他们被调走的原因，大家纷纷猜测是因为宋伟的事。当初他们这几位老员工一起向社领导告宋伟的“状”，便和王晶结下了梁子，这次他们突然被调走，便很可能与这件事有关；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王晶本就跟他们不和，记得宋伟跟我说过，王晶经常抱怨这些老员工仗着自己资格老，不服她管。反正我感觉，自从老员工们走了以后，王晶的精神似乎振奋了不少。谁知道呢。不过我很难过，不管黄老师他们与王晶的关系如何，但他们都对我很好。

老员工们走后才半个月，我们办公室里就陆续来了三个新同事，巧了，也是二女一男，都是新招来的应届毕业生。看着他们年轻而略带稚嫩的面孔，我忽然体会到了五年多以前我刚走进这个办公室时，黄老师他们的感觉，那是长辈看晚辈的感觉，是隔着代际的感觉。他们在时，我总觉得自己是新来的，是小孩，现在，我突然就成了老员工。

三个新同事很快就玩在了一起，而我和小关则顺理成章地被王晶指定当他们的“师父”。“许老师”，好陌生的称呼啊！冯经理和章总编喊我的“小许”犹在耳畔，可不知道哪天我就会变成“老许”，像我爸一样。

元旦刚过，房东通知我和小成，春节之后房子不再继续租给我们了，理由是他儿子准备结婚，他要装修这套房子给他儿子做婚房。按照租房合同，我们的租期是到六月份，房东毁约是应该赔偿我们一个月房租的。但我们几次去和他交涉，他反反复复说的就是“你们在这住的这几年，我一直没给你们涨房租”这一句话，拒绝支付违约金，到后来根本就不再搭理我们了，只是不时地催我们快点搬走。

我俩还能怎么办？分头找房子吧！时值岁末年初，我和小成的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市面上待出租的房子又特别少。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房子还没有着落，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第一次找房子时的情景。最近几年总算不用找工作了，却又要隔三差五地找房子，想过几天消停日子就这么难吗？

眼看着快过年了，我们才终于敲定了一套两居室。还是在西客站南广场一带，比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大一些、新一些，但是离公交站和地铁站更远，每月的房租也多了1元，也就是说我俩各自要多负担5元。嗯，今年我的工资刚涨了4元……可是能找到房子我俩就已经很知足了，看房的当天就给房东交了定金，第二天去签了合同，那一周的周六就搬了过去。是的，我仍和小成一起合租，因为我俩同住习惯了，谁都不想再重新适应一个新舍友。

3月底，小关为了爱情，辞职去了广西。与他异地相恋多年的女友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父亲舍不得她远嫁他乡，于是小关便远“嫁”他乡了。整个3月，不管是平日还是周末，一有时间小关就让我陪他逛街，给他女友买礼物——衣服、头饰、工艺品，他甚至还买了一对一模一样的毛绒玩具羊，他说他女朋友属羊，这两只羊就代表他们俩。我则让小关自己选一样礼物，我买下来送给他作纪念，他挑了一个印第安人头像造型的烟灰缸。

小关动身的那个周末，周六一大早我去了他的出租屋帮他收拾东西，又和他一起去火车站办理行李托运。他把他从大学时就带在身边的一个罗盘送给我做纪念，他说这东西跟我这个“路痴中的战斗机”是绝配。好吧……

周日上午，小关在我依依不舍的注视下登上了火车。火车开动，我一边追着火车跑，一边使劲向他挥手，直到跑到站台尽头，火车远去，再也看不见为止。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小关走后第二天的晚上，我突然收到了周欣的电子邮件。依然是用英文写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邮件很长。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写这么长的邮件？我的心里莫名地腾起了不好的预感。我明明迫不及待地想要点开来读，却又迟迟不敢点开。

我怔怔地盯着眼前的邮件，感觉手指在一点点地变冷。许久，我才终于鼓起勇气点开了它。才读到一半，我的眼泪就像决堤一样，怎么也控制不住了。

周欣在邮件里说，丰诺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他主动申请过去并得到了giani的同意，4月初就动身。他说，虽然武汉办公室归bj公司管，但他今后基本上都会“驻守”在武汉，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华中地区了。他还说，申请去武汉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为此，他已经准备了很久。

在邮件的末尾，他写道：

takecare，yatouforgetme

fareell

zhou

我只觉得眼前一黑。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以bye这个词来结束整个邮件，而改用了fareell。

高中时我读痞子蔡的小说就学到了，fareell，有“永不再见”的意思。

我病了。很多年没有发过烧了，但这次，我居然烧了三天。第一天，我还强撑着上了一天班，接下来的两天我几乎没有下床，一会昏睡过去，一会又醒来。身上一丝力气也没有，嘴唇干得裂开了深深的口子，裹着两条厚厚的被子还冷得发抖。不用试体温表我也知道，我全身上下像着了火一样的烫，恨不得连呼出的气都能把水烧开。这两天，我是靠着白开水和两包饼干捱过去的。

小成根本不知道我病了。早上，我听着她从房间里出来、去卫生间洗漱、出门上班；晚上，我听着她从外面回来、去卫生间洗漱、回房间休息。白天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屋里死一般的寂静。也许我就这么死在床上也不会有人知道吧。想到这里，我凄然地笑了一下，这一笑，牵动得我又咳得死去活来。

我没吃药，也没去医院，因为我知道这病从何而来，纵使什么仙丹妙药也无济于事的。

小时候每当我生病，妈妈就会用被子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然后搂着我坐在床上，轻轻拍着我的背，嘴里念叨着“小丫头，快点好”，还给我讲故事，喂我喝水、吃东西。我蜷缩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被妈妈身上的气息包裹着，也就不觉得那么难受了，甚至，还有些享受。

我想家了，特别特别想，刚来bj的那段时间都没这么想过。

周欣并没有告诉我他离京的具体日期，也许给我写邮件的时候还没有定下来，也许他并不想让我知道。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是在4月初，那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要是能在他走之前再见他一面该有多好啊！

刚刚能去上班的那天，一下班，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了地铁，在公主坟那站下了车。还不到18:。我想，如果周欣还没走，那么我就在这座办公楼下面，找个隐蔽的角落等着，等他出来的时候我偷偷地看上他一眼就好了。

但我最终没有这么做，只是远远地看了看那座楼就离开了。理智告诉我，这样做很不明智，同时我也应该尊重周欣的意愿——那封邮件就是他最后的道别，他不想再见到我，也不想再被我看到。该死的理智！为什么你只能控制人的行为，却不能控制情感？

4月底，一个晴朗的夜晚，我坐在什刹海边的一个露天咖啡座旁。“五一”假期邻近，这里灯火通明，游人如织，湖面上倒映着五彩斑斓的灯光，比白天还要热闹。这次要不是黎呐提议，来bj好几年了，我竟从没想到来这一带转转。

一阵微风拂过，面前热巧克力的香气飘进了我的鼻腔，也在我心头激起了一串细细的涟漪——好像，那年三里屯的风。只是，风依旧，人不再。

我从湖面上收回目光，对坐在我对面的黎呐说，我开始理解她为什么喜欢简单、悠闲的生活了，也越来越羡慕她拥有这样的生活。至少对于当下的我来说，这样的生活只是个梦想。

黎呐垂下眼皮沉吟了一会，忽然问我，想不想回老家工作。被她这么一问，我一时间有些茫然。我承认，自从小关和周欣走了以后，我的心态改变了许多，这么大的变化连我自己都有点难以适应。当年那个一心向往外面世界的我，渐渐开始怀念家的宁静与闲适。不过我到底已经在bj生活了好几年，真的让我就此放弃过往的一切，回到老家重新开始吗？我还没有认真想过。

6月，房东对我们说，他打算把我们租的这套房子卖掉了，7月中旬之前我们必须搬走。我们在这里只住了半年，感觉才刚刚安顿下来。而这一次，我们除了照样讨不到违约金以外，还要应付来看房子的买房客，有时是在周末，有时是在平日的晚上；有时房东会提前打电话知会我们一声，但更多的时候是直接就带着人过来了。他们旁若无人地这看看、那瞅瞅，粗声大气地指指点点；有的看房客还抽烟，烟灰弹得到处都是，屋子里全是烟味，呛得我和小成不住地咳嗽。

那段时间小成也不敢在公司加班了，每天晚上早早地回来。我俩一边抱着电脑分头找房子，一边提心吊胆地等候着随时可能出现的看房客。我们一次次地被迫把房间门敞开，把自己的私人生活暴露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我们也不敢再换上舒适的家居服放松地休息。我们不仅要把尊严扔在地上任人践踏，也越发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小成苦笑着对我说：“谁让房子是人家的呢？咱们还是尽快搬走吧，别等到7月中旬了。”所以6月底，我俩刚一找到新房子就立刻搬了过去。还是在西客站南广场一带，这一次，房租又增加了8元，房子的条件跟我们现在住的差不多。

搬家后一个星期，我意外地接到了宋伟的电话。在他离开我们部门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联系我。由于我早就删掉了他的手机号码，所以当这一串数字伴随着频频振动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时，我并不知道是他——不然我可能就直接挂断了。

“嘿，维珊，我是宋伟。”这熟悉而令人厌恶的声音。

“……”我皱起了眉头。

“你还在建文社吗？”

“嗯。”我犹豫了一下，应道。不知道他突然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决定尽量少说话。

“我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做市场，这的待遇比建文社好，时间也宽松，想不想过来跟我一起干呀？”他的语调很欢快，透着虚情假意。

“不了，谢谢。”

“哦？还是不想做市场，是吗？”他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来。

“是不想跟你共事，不管做什么。”我冷冷地回答，没等他再说什么就挂断了手机。

从那以后，宋伟再也没有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