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我的鼻子已经不流血了。为了弥补帮文思特“丢失”奴隶的损失，我和大劳早早的就下了拖网一直在作业。阿拉伯的小胡子带人在旁边帮忙，弄完早餐就一直在杀鱼储存在桶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名字叫赛乃木，敖德萨人。

期间文思特来看过一次，看着人多，看着我欲言又止。我也很焦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一旦上岸前不能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搞不好就各走各路了。我盘算着怎么在查尔斯顿拖他几天好让我有时间去找学长。

快到中午的时候，佩吉特从船舱里探头出来，远远的朝我眨眼睛。我跟大劳说了一下，回到船舱和她关上门。

在船上我们几乎没有时间交流，毕竟打工人还是要听老板话，人家给钱了。佩吉特看我乐在其中也没有表达过什么不满。直到我关上门才神秘兮兮的跟我说：“刚才文思特来找我了。打听我们在查尔斯顿干什么，待多久。”

“你怎么说的？”

“当然是按之前的说法，找表妹，你接着在码头找商船干活，我去教会学校教书。但是他的反应有点奇怪。”

“奇怪？”

“对！按说他是个稳重的人，但是他比较焦虑。能看出来。我怕打乱你的计划，也没敢乱说话。”

“没事，他应该快来了。我们等等他。”我去打开舱门倚靠在门口和佩吉特心不在焉的说着塔罗牌。

没一会儿文思特就来了，带了一瓶朗姆酒，四个杯子和烤花生，径直走到大劳的铺位上坐了下来，给我们倒了酒。

我挨着佩吉特在他对面坐下，等着他发问。

他看看佩吉特，又看看我，欲言又止好几次，大概是佩吉特在旁边他有些放不开，终于下定决心问了出来：“我很好奇你的思维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我总不能说我上辈子多次在珠穆朗玛峰上见惯了大场面，任何问题第一反应都是“解决问题”。我想了半天。“和你一样啊。你是怎么形成的，我就是怎么形成的。”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敷衍，又想不到反驳的话。只好撇撇嘴喝了一口酒。

我只好接着说：“我明白你意思，其实每个人长大都不容易，尤其是活着。风险那么多，为了活下来，我们学会了很多技能。我是个笨人，学不会那些保护自己的纵横手段，权衡利弊，制衡各方。那我就用笨办法啊——有问题，我就解决问题就行了。这是笛卡尔的方法论。”

笛卡尔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荷兰生活，虽然学说不被社会承认，甚至死后十几二十年里学习其观点的都会被定罪为“笛卡尔份子”，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文思特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慢条斯理的和佩吉特剥花生，然后望着我等下文。

我接着说：“你碰见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能解决，就退而求其次，并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我碰见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解决问题，不要把第一个问题拖到第二个问题。很多人的理想和目标差距很远，因为他们第一个困难就是，没钱；你不一样，你的困难是，我有钱，但我做不到。如果我为了做到，我就又没钱了，就又变成了别人的第一个困难。你不会没钱，你只是害怕没钱。所以你想东想西，却做个梦都不敢做大的。”

文思特倒是发现了关键：“为什么你放的下？”

我也开始剥花生，指着花生壳说：“我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好失去的，行事自然没有什么顾忌。花生壳当然保护了花生不受侵害，但是也阻碍了花生的生长。花生长大，自然会有自己的花生壳，再也不用别人来庇护了。”

我们三人就这么有说有笑的吃花生，直到赛乃木来通知吃饭。

文思特站起身，问我：“你有多贵？”

我说：“昨晚的免费，以后会很贵，很贵很贵，会越来越贵。”

他对我很自信这个“越来越贵”很满意，仿佛一个家长夸奖了考1分的儿子聪明，喜滋滋的去了。

呵，家长都是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