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所提出的国防经济学概念在这个时代虽然还无法完全实行，但是对兵学研究者的启发却是无与伦比的。

后世的经济学者对这篇文章评价是：“经济学启蒙转型之作，华夏特色的经济学由此发端。”

教科书中的介绍更加详细：“国防经济学的前提是大政府，同时期的欧洲国家政府规模普遍小，几乎没有提出国防经济学的可能。由于王文龙出生在东南亚，王文龙的经济学研究早期更像是偏向欧洲的市场经济研究，直到万历三十五年王文龙提出军事经济学开始，明末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一个大政府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发展。”

军事经济学就像是跨越时代到来的启迪，直接促使后来大明两个重要经济流派的诞生。

一派学者学习使用军事经济学研究手段，深入钻研博弈论、计量经济学，最后发展出了面临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的国防经济学派。

另一派学者则是从军事经济学注重大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解决之前王文龙所写的国富论中只写了私人经济，而很少涉及政府对经济调控的问题，这一派学者专著探究如何将大政府和自由经济结合在一起，最后由此诞生了政治经济学。

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理论被后人认为是国防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两大显学的开山鼻祖，由此王文龙在后世百科上的名头又添上了“经济学家”“政治研究者”两个称号。

甚至因为王文龙的军事经济学对于后来中国中央王朝的军事发展影响太为深远，有王文龙的崇拜者在几十年后表示王文龙就是一个将军，还有相关研究者跑到东南亚去搜集历史材料，居然信誓旦旦的表示自己找到了“证据”可以证明王文龙在东南亚曾经参与过欧洲人的军队，并且指挥殖民者和土著军队作战，“这段经历正是王文龙后来在军事上有如此多的远见和发明的原因”。

不过提出这一说法的学者很快就被王文龙的后人辟谣，王文龙的后人在媒体上发文表示：“王文龙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从来没有参与过欧洲人殖民亚洲的战争，该学者的说法纯粹是对于王文龙的诽谤。”

赶上这王文龙的研究学者也是个喜欢蹭流量的，据不承认自己的研究是胡说八道，最后和王文龙的后人因此对簿公堂，倒是让王文龙在百多年后又登上了媒体的版面。

那篇军事经济学文章在兵部引起哄动的时候，王文龙正坐着一架滑杆去往京城城南。

在嘉靖朝之前，北京的人口很少，京城的建筑也只包括了内城和皇城两部分，但是随着嘉靖朝以后市场的繁荣，大量的百姓涌入北京城做生意，于是朝廷又规划了南城作为百姓的新居民区。

王文龙坐着滑杆，一进入南城就闻到街道上弥漫着一股排泄物的臭味。

万历年间京城的下水道设施还是相当完备的，各大街道都有臭沟，臭沟上盖石板，每年七月科考之前还要打开石板清理一次，百姓称此为“臭沟开，举子来”，除了七月份臭上大半个月之外，其他时间基本能做到排水通畅，平时在内城生活，街道上几乎闻不到什么异味。

但那只是内城的情况，京城南城的城市规划比起内城要潦草许多。

王文龙一出城门进入南城，就见内城里臭沟上铺设的整整齐齐的条石就不见了，排水的沟渠就直接裸露在地表上，年不疏通使得沟渠中早已有了深深的积水，内里满是蛆虫，臭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