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定都长安后亲自接见诸将，一一询问其掳掠几何。这颇令士大夫们瞠目结舌，在他们看来，刘玄仍不脱流贼习性。毕竟，天子富有四海，何需如此？此般作为，不是荒乱又是什么？若按照这个说法，那当时诸将帅恐怕多有荒乱之嫌。

即便以“伟光正”形象出现的刘秀，也经常召集诸将“问所得财物”，他的部将吴汉、陈俊等屡纵兵劫掠。这与农民军素来流动转战，无稳定后勤保障，军中所需多靠掳掠，以及将士多为顽劣小民，掳掠成性等因素密切相关。

由此可知，虏掠是战时常态，非独刘玄及其部下如此。为何班固等不指斥刘秀等荒乱呢？原因无他，刘秀功成帝业，刘玄败寇身死。班固等依然难脱“成王败寇”思想的束缚，美化刘秀，黑化刘玄。

刘玄贪恋酒色，委政后父赵萌事，班固等在《东观汉记》中绘声绘色地记载：“（刘玄日在后庭与妇人耽饮。诸将军言事，更始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与前文相似的是，班固的“日在后庭”、“醉不能见”等非常态情景，到了袁宏、范晔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日夜饮宴”，诸将每见，刘玄“辄醉”的常态情景了。如果说刘玄好色酗酒就是荒淫，那么，刘邦同样好色好酒，又当何论？

至于刘玄“所署官爵皆群小”，班固等煞费苦心地采集到一条民谚：“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不过，史书所载刘玄信用的“群小”，未必真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极有可能是自秉优越心态的“君子”（士大夫阶层对出身寒微的绿林军将帅的鄙夷称谓。这些多出身草根阶层的“群小”因军功得以进入官僚系统，如叫杜虞的屠者亲斩王莽，这是战争中靠军功封赏造成的客观事实，并非刘玄喜用奸佞，滥赐爵命的证据。

诸将抢掠财物

三、昏庸？

我们再来说刘玄的“昏庸”。历来人们多认为，刘玄杀刘縯、囚李淑等事，表明他妒贤嫉能、不辨贤愚、不明是非、拒纳善谏，实是昏君。实际上，刘玄杀刘縯，是因为刘縯与刘玄竞争皇位失败后，不是韬光养晦，隐忍待机，而是在极度失望情绪和强烈称帝欲望支配下，处处伐功自高，任何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唯我独尊大权的皇帝都无法容忍这种行为。况且，刘縯所为，极可能对其他豪杰士大夫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其与新市、平林诸将帅构成的绿林军集团分裂、对抗。若不及时阻止，极可能导致更始政权分崩离析的严重后果。刘玄杀刘縯，固然难脱维护私利的嫌疑，但也不宜单纯地视为刘玄昏政、乱政的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刘玄迫不得已的“止损”之举。

刘玄杀刘縯前，实际上给过他一次机会。若刘縯识时退让，事态或许不致恶化；若刘縯继续抗命，就不可避免地被刘玄贴上谋夺大位的标签，势必要断然清除。这也是历史上雄才之主对付功臣的“常规操作”，而非刘玄昏庸的体现。

况且，刘玄杀刘縯后，并未斩草除根、滥杀无辜，加之刘秀也很“识时务”地做出一系列妥协顺从的姿态，如“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

不愿与南阳集团彻底决裂的刘玄也见好就收，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一杀，一拉，既打击了南阳集团，又安抚了绿林集团和愿意归顺的南阳集团成员，暂时实现了两大集团微妙的和谐与权力平衡，使各派系能暂时同心协力，攻灭王莽新朝。

同样，出于暂时平衡、消弭更始政权内部“君子”、“小人”两大派系博弈的考虑，刘玄将博士李淑关押入狱，此人上奏劝谏刘玄不再信用“戎阵亭长凡庸之隶”充任的公、卿，而要“更延英俊”。历来多将此视为刘玄拒纳善谏的昏庸之举。究其实，刘玄关押李淑，是对多出身寒微的绿林军将帅的安抚；不杀或不给李淑定罪，又是刘玄对士大夫阶层的威慑和拉拢。通过软硬兼施，实现更始政权内部“君子”、“小人”两大派系的暂时相安。

上述两事，不仅不宜作为刘玄昏庸的例证，反而应视为除宗室身份外并无深厚根基的刘玄为消除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保持各派系之间微妙平衡，消弭各派系之间的权争而采取的最宜举措。此外，从刘玄投身平林兵后被授任安集掾一职表明，他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他忠厚公正，善于抚纳，具备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进入长安后，刘玄招抚民众，一改绿林将帅逼得关中臣民或逃或反的局面，收“三辅悉平”之效；他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军事上兼有军功，又有处理具体事务、统帅将士的干才、将才、帅才，兼具才干、方略，绝非无能之辈。

不难发现，史书所载刘玄懦弱、荒乱、昏庸形象，皆不属实。其根源，则在于受时代、权力、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的史家，有意或无意地对史料进行筛选、添减，甚至是毫无依据的污化、黑化刘玄。总体而论，刘玄本人虽非完人，但颇具才器，堪称一时豪杰。以成王败寇的观念抹煞其才干，蔑称其品性，实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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