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米做成了熟饭，这时说什么都迟了。忽必烈表面上对史天泽听之任之，也不好指责什么。这就是大汗忽必烈假痴不癫的过人之处。其实，忽必烈对于这个疑团一再地问个不休，他暗自思忖着：本来叛将李坛是要上献的，可史天泽擅杀，莫非这是杀人灭口吗？倘若如此，那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李坛叛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赋予汉人世侯威权太重，地方军权与民权集于一身。如此一来，这些集团无异于国中之国或藩镇割据。不仅这样，他们为了保存旺盛生命力还可以得陇望蜀攀龙附凤。明许蒙元暗诺南宋，在二者之间所搭建的历史舞台上游刃有余歌舞升平。这种同类项合并在潜意识里根深蒂固，想要推翻汉人这种认祖归宗之理念，简直如同梦呓。

忽必烈想到这些，不由地心颤了一下，他看着李坛遗稿《水龙吟》：

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倚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此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好一番坦荡磊落，大丈夫李坛立世，慨然凌云之志：济世安民，太平时相。只可惜英雄气短壮志未酬！

站在另一个角度，忽必烈体会不到李坛与其他军阀世侯内心的悲壮。不过，对于那些各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倘若追究下去，势必引起地方保护主义。故而，忽必烈与汉人地方势力的关系一直很微妙。

忽必烈还有一位令他大伤脑筋的关键人物王文统。作为李坛岳父、蒙元丞相，他不仅不帮助蒙元，还暗地里与叛军来往，真可谓吃里扒外不识时务。

曾几何时，在他手下重臣里：刘秉忠、商挺、赵良弼、张易等多次推崇和举荐王文统。如今王文统东窗事发，这些大臣不能不列为怀疑对象。碰巧有一位叫费寅的官员状告廉希宪与王文统是朋党，这件事还牵连到张良弼商挺。忽必烈获悉后脸色剧变遂下令逮捕，关押审讯。经过审判官详细审核，方查明那个费寅是为诬告，此案便无罪释放。

眼下，忽必烈一再反思，幕僚当中，汉人交相引荐都是有本民族的根源情结，如果不加以管制，他们会乘隙而入，结党营私，从中作乱。王文统李坛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不可不慎！

不久，忽必烈发布诏书：一、朝廷设中书令，总揽国政；二、中书省设右、左丞相，统领政务；三、设枢密院掌管兵戎；四、设御史台掌查百官善恶；五、各地万户、总管一律罢黜，朝廷量才除授官职，且每个世侯只能保留一人为官；六、撤销世侯封地，各万户、总管按品秩领取俸禄；七、原万户、总管原则上不得掌军，只理民事。如果要掌握军权，必须听从朝廷调令，别易他处；八、各万户、总管所属汉军，一律增设监战官，监战官位于万户、总管之上

此条诏书颁布后，汉臣们顿感如芒在刺。他们隐隐感觉到，大权削弱，属下的兵马，全部收归国有。

一日，谋臣刘秉忠要求觐见忽必烈。刘秉忠到来，忽必烈依然对他谦和，说道：“禅师见朕，有什么要事相商？”

刘秉忠说道：“前不久，海云法师来书信相召，让弟子赶赴云中（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与之相聚，贫僧特来辞行。”

忽必烈闻听，大惊失色道：“难道禅师要离开朕？”

刘秉忠回应道：“老法师相召，做为弟子不得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