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中期，盐场因劳动力过剩而出现的余盐成为困扰地方盐业管理的难题。问题的根源则出在开中法和盐场这对矛盾关系上。

明代食盐专卖制度下管理盐业生产的基层管理机构称为盐场。盐场中的生产者即为灶户，大明王朝通过盐场对灶户实施管制。盐场每年的场课额（盐产量）是由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监察御史陈宗礼奏准的“计丁办课”法来确定，并刊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诸司职掌》中。盐场的产量并非根据劳动力来衡定的，而是要综合盐的需求量，这是由明朝的开中法决定的。

开中法即大明王朝为筹备边储，用官府控制的“官盐”将内地所产的粮饷与边军所需的军饷联结起来，“招商输边而与之盐”。商人把粮饷运到边境，官府根据商人所运粮食的多少给予相应数量的盐引，商人凭此盐引赴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明初开中法之下的盐业产销，就是朝廷用一种管制物资的经营权来换取边饷物资的有效供应。

两广地区的开中最早是在洪武八年（1375年），广东盐经奏准于广西开中。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由于湖南长沙等地缺盐，加上“广东积盐实多，而广西新立卫所，军粮未敷”，“若将广东之盐运至广西召商中纳，可给军食”，广东盐遂议于湖广开中。此时，开中商人的支盐地点并非盐场，据称“令广东布政司运盐至梧州，命广西官员于梧州接运，至桂林召商中纳”。也就是说，从广东盐场到梧州这一段的盐货运送是由广东布政司负责，而实际上，在明初的赋役解运体制下，运司并无运本，运送盐货主要仍是依赖灶户。洪武三十年（1397年），由于运送梧州的盐大量缺额，朝廷又在梧州、桂林之外，广东自贮盐三分之一，“召募商人于广西乏粮卫所照例纳米，自赴广东支盐”，这一部分盐于江西南安等地发卖。商人支盐的地点也非盐场，而是位于省城的广州仓。

阳江是广东主要盐场之一，有盐场双恩、咸水二场。双恩场灶户一千二百七十三户，灶丁二千七百七十三丁……咸水场灶户一百八十九户，灶丁三百三十七丁。前面已经说了盐场不是生产不出足够的盐，相反还有巨量的余盐售不出去，目前广西缺盐，而盐场多余盐，盐场的盐既然是为供应开中的，那么余盐的出现就会给开中法带来困扰。在开中法的制度逻辑里，朝廷并不希望盐场产盐量的增加。因为开中法在于筹措军饷，开中的数量以及预定筹集的粮草数量并无一定标准，是要取决于当时所需的米粮数量。如何消耗余盐的问题最初是抛给地方官府。

盐场起初想通过尽买余盐用以补充官盐。如景泰五年（1454年），朝廷曾“令广东盐课司，灶丁有私煎余盐者，送本司，每引官给米四斗”。但天顺、成化年间，“明朝廷因财力有限，无法再收买余盐”，导致私盐盛行。这种情况与商人对于开中纳粮的热情不断低落，由此导致广西地方官府财政经常帑藏殚虚有关。开中不前进而导致官盐壅滞难销，巡抚叶盛称：广东“客商中到引盐，堆积数多，难以发卖，动经岁月，亏费财本。因此不顾身家，故违禁例，夤夜驮载，北过南雄梅岭，西过梧州发卖，加倍取利”。私盐盛行的直接后果就是开中法的败坏和两广军事财政危机的出现。

景泰年间，广西大藤峡地区发生瑶乱，地方军饷再次告急。瑶乱愈演愈烈，据称到天顺初，“两广用兵”，“时州县残破，帑藏殚虚”。为处理广西的地方动乱，朝廷设立两广总督，并逐渐从临时性变成常设官职，将两广军政归于一处。

天顺二年（1458年），两广巡抚叶盛。剿平动乱需要大笔军饷，发现巡捕人员竟有勒索客商情节：“如近日事发奸贪暴横军民丘瑜、李逵等，每盐一引索银四分，公然卖放越过南安地方。”这使叶盛产生了将原海北、两淮的盐销区变成运销广东盐，将客商原本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的想法。叶盛题请令见在支盐客商人等，今后支出官盐有愿装往江西南安、赣州并广西梧州等府地方发卖者，先将盐数备开，状赴布政司报名，每盐一引定于沿河缺粮仓分纳米若干，取获实收至日，布政司给与印信文凭付照，听其过境发卖。

这虽是权宜之策，但到天顺五年（1461年），叶盛又以“海北地方连年不宁，江西南赣二府去淮泄远”为由，请准广东盐愿装往梧州发卖，“每引定于梧州府仓加纳米二斗”，往江西南、赣二府“每引于南雄府仓加纳米一斗”，“以助军饷”。按照后任巡抚陈金的说法，“商人支领官盐有限，收买私盐数多，私盐之利远过官盐数倍”。地方大员深知当时盐业开中的漏洞，虽“知商贩私盐数多”，但强调“势难尽革，法难尽行”，实际上更可能是出于“地方连年用兵，钱粮无从出办”，而私盐问题正好可以转化来补充军饷。把军饷与余盐的问题结合起来解决是明中期两广政府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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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初，都御史韩雍又奏准于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等地设立抽盐厂，对过往盐商“每官盐一引抽银五分，许带余盐四引，每引抽银一钱”，“名为便宜盐利银”，以备军饷。两广巡抚叶盛从制度上确认了销盐市场，而韩雍则进一步将余盐纳入抽银行列，拓展了合法销盐量。韩雍还将收米改为纳银，据说是“见得收积米多”。

既然目前朝廷已经放开了盐引，可以出银购买，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去搞私盐，可是成本太大了，章子俊纵有家财也经不起折腾，比如说，要弄到一盐引，就要花费五石粮去换，换好后朝廷还要每引抽银一钱。先说五石粮就是六百斤，此时的粮价是四到六钱银子上下，那么取个中间值算五钱银换一石粮，六百斤粮食换算成银子大约是三两银子。一引盐是二百斤，也就是说二百斤盐等于三两银子，最加上官府抽取一钱银，从盐场运往梧州的抽盐厂人工费、中转运费五钱银，从梧州发散到各地的驮运费，船运费，搬运费等，地方抽税又是一钱银，加起来大约二两银左右，商人的利润加个百分之三十的话，那么二百斤盐合计是五点四五银。再来换算一下一斤盐大约是三钱不到一点，二钱七分左右。在这中间不能有损耗，不能有额外的开支，也不能有各地方巡检司的克扣等，那么咱们再来核算一下猪肉价是每斤二十五铜钱左右，铜钱在明代穿成串，一般每串一千文铜钱，叫做一贯合一两银。也就是说一斤猪肉等于二分五毫银，按一钱银等于一百枚铜钱计，可买四斤猪肉。可想而知在明朝为何一斤盐要二钱七分左右吧。

从盐场到百姓手中，中间环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因为一个中开法，弄的盐价过高，而不是产不出盐，还有就是大量余盐变成私盐。所以从成化朝起，不得不改良中开法，到目前为止，用银代粮换盐引的做法兴起。这样也挡不住盐价过高，加上靖江王府垄断了盐的零售价，广西的盐已经飙升到一斤盐一两银的地步，百姓只能造反了。

为了降低食盐运输成本，总督都御史秦纮许带余盐四引增加到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余盐，准令自首，每引纳银二钱”。“自首”盐斤的许可，意味着地方盐政对余盐已经极为宽松，商人只要愿意纳银便无私盐之忧。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来只能购买到一引盐或是二引盐，运输成本一样需要开支，现在放宽可以购买六引盐，如果同样是装船运输的话，运二引盐的成本跟运六引盐的成本多不了多少。另外还公开上报私盐，只要再多付一引一钱的费用，私盐立马可变成合法的官盐。就等于是只要付银，想运多少盐即可。

等于是把盐引放开了，盐引只不过是表面上做个统计，不违反先皇定下的祖制，其实质还是解决不了盐价过高的现状。关键是从盐场出来的盐就要三两银，而盐工得到的盐银实际只有一引两分银，经朝廷官府一转手变成了三两银，除了交付国库外，地方上还是得到了大头，这些盐银开支早就分的干干净净，这也是无奈，朝廷为了理顺盐从制盐到食用者之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官场体制，一方提督主持各地盐政外，还有监察使，巡盐使，盐政司还新立了一个官职“盐法道”，这说明了巡盐官员经常外出，而巡抚又不能承担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要设立盐法路的缘故。盐法道是监察使的副官兼辅佐，他的职责就是上、下、。其次，盐法道是由监察使统辖。明朝时，三司都要受巡察使的管辖，巡盐御史的官职也改为“按盐”，盐法道都是隶属于官府的，所以巡盐官和盐法道之间，便有了节制和被节制的关系。

盐法道是各地藩镇的外事，而巡盐则是都察司的内务，这两个人都是外地来的，盐法道虽然名义上是“节度”，但并不是真正的“统辖”。从这一方面来看，盐法道在某种程度上是约束了巡盐的，这种影响在明代后期更加突出。明廷让盐法道勘合这件事情，说明盐法道和巡盐官员之间，并不是绝对的上下级，明廷对这两个地方的盐务，也有制衡和监督的作用。一般说来，两淮、两浙、长芦、河东的盐法道地位仅在巡盐御史之下，盐法道虽然归巡盐官员控制，但彼此之间却互不隶属，自成一体，监察官有空缺，盐法道暂时代理巡盐御史，与盐法道并列“院道”，“盐院”和“盐法道”，都是以“盐法道官”、“督察司”的名义。所以说明朝的许多官制就是这样拧巴。

说了这么多只是说明一点，大圩盐道衙门主事的马玠就属于盐法道衙门，巡盐御史也没有办法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