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州的“无法无天”被宦官僧道的祸国泱民所掩盖，而且大多数的官员在不自觉地相互遮掩着庐州的各种僭越行为，这就很有趣了。原因明摆着，宦官僧道全是盘剥，抢夺。而在庐州“发家致富”用的是资本、脑子、勤快。加上大批不得志被贬南京的官员更加靠近庐州的做法，对宦官本就很抵触的文官集团更愿意维护庐州，在庐州吸引越来越多的江南世族大户兴办作坊，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

以往人人多想着弄一个朝廷的身份混口饭吃，那怕是做一个白役也行，差役、衙役、税役这些都是美差，花银钱托人情也想弄进去。而现在不一样，你看东门边上桥头花子婆随便支个摊卖水、卖茶叶蛋、卖煮玉米棒子每日的收入能抵上先前那些差役半月的工钱。

你看那平日里在弹棉巷的地痞刘大麻子，以前到处收保护费，偷鸡摸狗弄的整条街上最无店家开铺子了，现在就不同了，在街巷口弄了一个堆场，刘大麻子带着手下一大批混混，全在河滩挖河沙换钱了，苦是苦点，可只要把河滩里面的沙子挖上来，就能换钱，这就等于是在捡钱，比以前到处收保护费感觉还要省力，而且不用动脑子。

在城外每一条路边上到处是小摊子，有许多修车铺子，支一个小煤炉打铁的，还有买卖些吃食的，歇脚喝茶水的、什么馒头铺、包子铺、烧饼铺慢慢就形成了一整条街。

在十八里窑村，在这里每家每户都起了窑子，只要起窑子就是起了一个聚宝盆，有烧砖瓦的，还有烧制各种瓦罐水缸的，最多的就是烧制瓷碗，最近又有了一种新产品，瓷砖，平平整整有大有小，另有造型很不一般的水池，还有马桶，这马桶有点意思，能用水冲洗没臭味。而在隔壁的上河村河边上，却是水车连绵河沿十里地，在这里大都是商人、士绅、大户、官宦人家经营的水泥厂、木材加工厂、炼铁厂、造船修船厂、炼油厂、大大小小的打铁铺子。

再往肥西看，这里的产业更加丰富，除了以往这些外，还有更多的家庭作坊草编、芦編、竹編、家具、酿酒、养殖等等。

何老头家住在派河边上，本是打鱼为生，目前改成在河滩地上养起了鸭子，光去年的鸭蛋做成了皮蛋、咸蛋就成了整个村的首富，养的鸭子有上千只，知府特别发文说，像何家的这种养殖不收一文税，还鼓励同村的村民可以多养鸡鸭牛羊猪，也不会收取牲畜税。所以何老头准备今年再多养一倍的鸭子。

现在庐州能有这样兴旺，最重要的还是官府的手段，章子俊几乎推翻了以往所有明朝的那些管理模式，在明朝如果要把生活过的好，首先就要有地，地里可产出所有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把土地当成了财富，试想如果一家人没有土地的产出会是什么样，因为没有粮食就没有吃，因为没有粮食就没有了穿，粮食可以交换许多生活必须品，粮食就是根本。

而如今的庐州，就有一大半人没有土地也能有吃有喝，日子过的很富足，这就是资本社会的萌芽在庐州体现了。

既然土地这么重要，以往有权有势的人家就会大力兼并土地，造成了无地农户越来越多，成了佃户、流民。这批人的生计就无从着落，等到活不下去时，就会揭杆而起，这就是最大的矛盾。可章子俊首先给这一批人寻找出路，就带动了整个商业的繁荣，加上在上任后，庐州境内停止了民间土地买卖后，鼓励新垦，推动房地产兴起，带动了许多行业急需用人，要用人就的发工钱，而不是以往的家奴模式，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打工阶层的兴起，提高了这些人的收入，生活条件变好了也就自然地带动了消费，有了消费需求又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商业兴旺变相地推高了房地产业，这就是一个循环过程。

在这个循环的中间，官府不能去插手打压，要按着市场自然的走向去发展，官府也不能在源头上去收税，比如王老汉家编制了一只箩筐要去街市上卖，那么官府不能在王老汉采办原材料时就去收税，不管什么样的税都是对王老汉一笔额外的投资，等王老汉编织好了箩筐后，在卖出前也不能有进城税、过路税、交易税等，但凡有了这些税费后就会推高箩筐的价格上涨，所以官府要指定一个交易场所，出租摊位来替代官府的收入，也不要去管王老汉到底能卖出多少箩筐，也不要去管他除了卖箩筐外还卖簸箕，这样的好处是用很少的人去管理，避免了以往差役的人数，养活一个差役成本远远大于管理开销，得不偿失啊，而现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了，一个市场内有几百个商摊只要几个差役就管好了，而且街市上也没有了乱像，弄得到处是垃圾。

在城外的小商小贩也同样是这样，官府只要在几个人口聚众区，对固定的摊位核发一个经营执照，每月收取固定的税就可以了，平时不用管理，他们卖多卖少官府也不要去管。有些商家生意好赚的多，有些不好就赚的少，不管能赚多少官府每月的税费是固定的，一视同仁。

章子俊说的满口唾白沫状，因为知道眼前这位礼部右侍郎章纶可不是好糊弄的，这位仁兄居官好直言，不为当事者所喜。在南京为侍郎二十余年，不得升迁，直到致仕。来到庐州后，对目前的庐州指手画脚起来，这个不合祖制，那个不合朝廷法度，弄的章子俊整日作陪很是无趣，对这样的人，只能跟他费些口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