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将原本以为宽甸堡还有一场恶战，没想到阿济格居然率领1万人直接请降了！

毕竟阿巴亥的身份只有李三顺等少数亲信知晓！

而范文寀则更为保密，整个辽东除了李献忠和范文程两人，也就只有情报司的少数能接触这条线的人知晓！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是范文寀，只知道情报司在鞑子内部有一个代号叫做“麻雀”的人。

如今阿济格的母后以及最依仗的谋士都是李献忠的人，自然是可以将他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如果阿济格只是一个建州贝勒，李献忠直接将这些人收入“皇协军”即可。

可是阿济格在投降前自称为大金“可汗”，如此一来投降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变成了建州女真向大明请降，请降的对象也从辽东经略李献忠变成了大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

所以李献忠并没有直接答应阿济格的投降。

不过他允许苏奠堡的两千镶蓝旗撤退到宽甸堡同阿济格汇合。

并宣布双方暂时停战，以等待朝廷的最后答复！

不过京师尚未收到辽东的捷报，却先传来了山东白莲教作乱，攻陷州府，截断漕运，称帝造反的消息。

天启元年开始，整个大明的北方都发生了严重的旱情，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旱情严重，甚至部分地区还发生了蝗灾。

天启二年辽东的旱情稍有好转，可是其他地方却是愈演愈烈，陕西开始出现持续干旱，连富饶的关中平原，庄稼都开始绝收了。

而南方则出现了暴雨天气，浙江、江西同南直隶爆发了巨大的水灾。

广东的岭南地区居然出现了罕见的大雪！

整个大明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随着各地的灾情一一上报，大明更是乱做了一团。

今年的灾情比之去年更为严重，就连去年没有波及到的陕西地区都已经出现了粮食绝收。

目前即使算上南直隶贮备的粮食以及各地州府的库粮，山东、河南、陕西的等地最少还需要200万石粮食救济；而江南浙江、江西以及南直隶则需要拨银150万两修堤！

可之前京城的存粮早就被魏良卿运送到了辽东，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下发赈灾？

若不是前不久朝廷刚抄了大贪官李三才的家，估计天启皇帝又要动用自己的内帑了。

无奈之下内阁只能决定向江南的粮商购买粮食，再由这些粮商将粮食送往各个灾区。

这样一来就耽误了粮食到达灾区的时间。

这也使得那些官吏同豪强们看到了发财的机会。

官员们首先通过克扣赈灾物资，减少粮食发放，使得灾情变的更加严重，粮食的价格不断上涨。

一段时间之后百姓自然是坚持不住了。

当手中的银子花完之后，他们就只能通过变卖家产来购买这些天价粮食。

而此那些手握粮食的豪强们就会拿这些粮食来换取百姓的田地。

原本粮食6钱银子一石，一亩上好的良田可卖18两，几乎可以换到30石粮食。

可如今粮食涨到了4两银子一石，而这种灾荒之年田地的价格肯定会大跌。

因为灾民都在抛售，原先18两银子一亩的田地，如今有人肯用6两银子来收就已经算是在做善事了。

按照4两的一石的粮价，他只需用1石半粮食就能换得一亩良田。

在官商勾结之下，很快大量的田地就落入了这些豪强手中。

而这些百姓则只能沦为佃户。

豪强们的这些手段同当初李献忠在辽东时低价收购土地时一模一样。

可不一样的是他们给佃户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那些百姓根本就活不下去！

无奈之下，在白莲教的鼓动下他们只能揭竿而起！

白莲教起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是由一个和僧茅子元创立的。

宋高宗绍兴三年，茅子元在上海青浦的淀山湖缔造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释教宗派——白莲宗。

白莲宗对比于其他佛教宗派，可谓十分“开放”。

白莲宗让弟子在家中宣传，呼吁建立寺庙。这使得中国白莲宗与佛教文化传统相对立，并不被社会正统所接纳，被佛教界所非议。

而朝廷也认为白莲宗是一个邪教，并被禁止。于是茅子元也被打成邪教头目被流放。直到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登基后，茅子元才被赦免。

在元初，白莲教又有了新的发展。

他们开始吸收一些摩尼教思想，以及一些弥勒教的教义。形成了一个混合宗教。它提倡“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山拯救世界”的思想。

渐渐地，白莲教徒对于蒙古人的统治有所不满，他们号召发展教徒起兵造反。

南方红巾军的创始人之一彭莹玉就是白莲教徒，可以说南方的红巾军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过南方的红巾军始终未能发展壮大。

大明建立后，作为以前红巾军出身的朱元璋，肯定非常知道白莲教对朝廷的威胁。

于是朝廷下令取缔了白莲教，《大明律》规定：白莲教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但是白莲教的传教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到了大明成化年间，白莲教经历了一次“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

山东人罗思孚在京师一带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教义，认为人终究要回到“无生父母”的身边，而“无生父母”是天地间最高的神。

也许佛教，弥勒和摩尼教，不再能满足白莲教的追随者，他们决定引进“新思想”。

因此，“罗教”学说的精神被吸收白莲教的一部分。

他们将“无生父母”这一基本概念逐渐演变为“无生老母”，并且将白莲教原本一个尊崇的最高神弥勒佛降级，成为“无生老母”的使者。

明末时涅槃、洪峰、老子、罗祖、南吴、过关等民间宗教，都自称白莲的分支。

一时间白莲教迅速做大，这次他们利用中原持续大旱，鼓动百姓起来反抗朝廷！

原本白莲教的头目徐鸿儒、王好贤、于弘志等约好在河北景州、蓟州、山东郓城同时起义。

因为山东的灾情日益严重，徐鸿儒决定提前单独率众起义。

天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曹州府一带的白莲教徒，连同不堪忍受压迫的农民百姓，齐集郓城六家屯。

徐鸿儒率众歃血盟誓，一时旌旗招展，刀枪如林，呼声震天，群情激昂。

起义将士以红巾为头帕，手持大刀、长矛，首先发兵包围魏家庄，又攻占梁家楼，接连占领四个村寨，声威并举，应者云集，在鲁西南地区高高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义军多头缠红巾，众至万余人。

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成兴胜元年，封陈灿宇为右丞相，弟弟徐和宇为英烈王，另外还设有都督、总兵等官职，初立建制，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为减轻将士的后顾之忧，徐鸿儒把起义军家属安置到当年宋末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水泊梁山，这里山高水阔，易守难攻。

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徐鸿儒率军攻打郓城，郓城知县余子翼闻风丧胆，仓皇逃遁。

义军迅速占领郓城，并向巨野发起进攻，锋芒所指，所向披靡。义军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农民百姓纷纷“子报父仇，妻衔夫恨”。

义军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短短几天，便发展到数万人，各地官僚地主惊恐万状，纷纷逃亡。

同时其它白莲教首领沈智、夏仲进、张柬白、侯五、周念庵、孟先汉等也分别攻占滕县、邹县、峄县等县城及漕运要道夏镇。

并进攻兖州、曲阜、郯城等地、很快控制了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阻截漕运。

此时大明内地的主力早就被调往了辽东，山东的官军“吃空饷”很严重，且战力孱弱，居然拿这些义军毫无办法，接连大败。

七月初，徐鸿儒挥师东进，渡过运河，攻克邹县，署印通判郑一杰携家而逃。

接着，义军挥师滕县，知县姚之胤望风而遁，义军声威大振，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

邹、滕二县北邻济宁，南接徐州，是运河漕运的重要地段，一旦漕运断绝京师就会断粮。

兵部尚书熊廷弼急令山东巡抚赵颜为总指挥，同时起用退职回家的沂州人、前大同总兵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全力镇压徐鸿儒的起义军，企图收复邹县。

孟子六十六代孙孟承光也带领乡勇协助官军攻城，被义军打退。

义军攻破孟府，将孟承光及其长子孟宏略杀死。

徐鸿儒趁此机会以邹县为中心，用主力固守这座城池，并以此为根据城，派遣部队东攻兖州、曲阜，西攻巨野，还远征沛县、日照和郯城，横戈运河，纵横驰骋于鲁南广大地区。

徐鸿儒在鲁南称帝的消息，使得京师震动。

由于山东的官军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起义军给剿灭，导致目前的形势十分不利。

官军接连的失利不但极大助涨了徐鸿儒部义军的士气，甚至河北河南等地也有白莲教众在起事，若是一个不慎很可能酿成整个中原的沦陷。

此时辽东的捷报还没有进京，众人只以为李献忠还在围攻赫图阿拉，故而没有调动辽东的边军。

熊廷弼一方面急令南直隶的兵马北上，确保中都凤阳同运河重镇淮安、徐州的安全。

另一方面命令京师三大营发兵三万南下平叛。

这下可把勋贵们给急坏了。

以往辽东有战事，虽说也抽调过三大营的人马，可他们都是跟着边军后面打打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