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耿昌站了出来，他的声音在喧闹的会场中如同惊雷般炸响，“我们当然能证明！”

他大步流星地走到那座古老的钟表前，目光炯炯，仿佛要穿透钟表背后的历史迷雾。他抬起手，坚定地指向钟表，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诸位请看，这件钟表，采用的工艺是珐琅。”

他顿了顿，环视四周，确保每个人都集中了注意力，才继续说道，“但这种珐琅彩，与欧洲以及我国清代其他地区的珐琅彩截然不同。”他用手指轻轻敲击钟表表面，“这是我国清代时期典型的广珐琅，色彩鲜艳，工艺精湛。”

耿昌的语气更加肯定，“因此，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华夏清代乾隆年间的广钟！”

广珐琅，是羊城巧匠们的心血结晶，他们在西洋透明珐琅的基础上，融入了我们华夏独特的文化元素，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想象一下，那些工匠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将西洋技法与华夏审美结合，又是如何在一次次尝试中，最终创造出这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

这色彩鲜艳透明的珐琅，如同宝石般闪烁着迷人的光芒，红似火，黄似金，绿似翠，蓝似海，各种颜色交相辉映，美不胜收。其中最具特色的，莫过于那法蓝时辰表，它是广钟的灵魂，是时间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这件清乾隆御制铜鎏金嵌宝石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工匠们巧妙地运用了珐琅工艺，使其色彩艳丽，细节之处更是精细入微。

那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如同花朵般绽放，那葫芦中间的绶带，飘逸灵动，那钟盘，更是精雕细琢，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刻度都清晰可见。这透明的珐琅，仿佛一层薄纱，将钟表的机械之美与艺术之美完美融合。

这座融合了中西风格的自鸣钟，是十八世纪广钟的代表之作。羊城，作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前沿，是我们华夏最早接触钟表的地方之一，也是当时我国钟表制作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乾隆年间，由于宫廷对西洋钟表的热爱，羊城成为了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大量的西洋钟表仪器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入，经过粤海关，最终进入皇宫内廷。

这些西洋钟表，不仅满足了宫廷的需求，也激发了羊城工匠们的创作热情。他们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洋钟表的制作技艺，并将其与华夏传统工艺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广钟制作体系。到乾隆时期，羊城的钟表制造业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了我国生产自鸣钟的重要基地。在清代，广钟一直是广东地方官员向皇帝进贡的珍贵物品之一，代表着当时最高的制钟工艺和文化交流的成果。

“根据我国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广东巡抚杨琳的奏折称：奴才访得广城能烧法蓝人一名潘浮，原籍福建，住家羊城，试验所制物件颇好……奴才随与安顿家口,并带徒弟黄瑞兴、阮嘉傲二人，随李乘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浮烧成法蓝时辰表一个，鼻烟壶二个，铀子八十领，合先呈验。”

“耿老这学识，啧啧，真是令人叹服啊！”一位旁观者低声赞叹，语气中充满了敬佩。

“可不是嘛，”另一人附和道，“一开口就引经据典，史料信手拈来，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耿昌听到这些议论，嘴角微微上扬，心中颇为得意。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这位潘淳，原籍福建，却在羊城落地生根，成为了早期广钟的代表人物。”

“说到广钟的代表作，就不得不提一件珍藏在粤省博物馆的宝贝——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耿昌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我国现存的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完美体现了广钟的典型式样和风格。这件珍品现藏于我国粤省博物馆，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辉煌。

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

钟表整体以金、蓝两色为主色调，交相辉映，富丽堂皇。表盘采用罗马数字，清晰易读，四周环绕着宝蓝色的透明珐琅，如同深邃的夜空点缀着点点星辰。

上方则雕刻着象征吉祥的传统双鹿图案，栩栩如生，寓意美好。座钟顶部的围栏，精雕细琢，宛如守护神般环绕着钟体。角亭的设计，更是独具匠心，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

底足装饰则采用了通雕的欧洲建筑样式，金碧辉煌，彰显着中西合璧的艺术魅力。钟身上，金色的光泽与蓝色的珐琅交相辉映，营造出一种高贵典雅的氛围。

双鹿图案线条流畅，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跃出钟面。罗马数字清晰可见，记录着时间的流逝。欧洲建筑样式的底座，稳固而华丽，支撑着整个钟表。

这件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座钟，不仅是一件精美的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艺术珍品。我国专家鉴定后认为，钟表上蓝色基底的珐琅工艺被称为广珐琅，这足以证明它是一件地道的广钟。

此外，法蓝时辰表也是广钟的一大特色。我们眼前的这座大吉葫芦钟，在制作上也大量使用了广珐琅工艺，色彩艳丽，制作精细。钟上部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葫芦中间的绶带以及钟盘都采用了透明珐琅工艺，进一步印证了它是一件我国制造的广钟表。

说完这些之后，耿昌指着眼前的钟表，“而我们眼前这座大吉葫芦钟，就使用了广珐琅工艺，色彩艳丽，制作精细。特别是葫芦腹部转花的底衬板、葫芦中间的绶带，以及钟盘，都使用了透明珐琅工艺，这无疑是一件典型的广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