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普鲁士上下都在举国欢庆，表示他们愿意同十恶不赦的法兰西，以及统治这个邪恶国度的恶魔，决一死战的时候，身为国王的威廉三世却一反常态，时常将自己关在波茨坦王宫的书房里。

在这里，听不到铺天盖地的欢呼声与喝彩声，也听不到那些高亢激昂的各种爱国歌曲，还有无数向自己表达忠心的狂热臣民。

威廉三世虽不过是中人之姿，而且还有点后知后觉，但为人不傻，更不愚蠢。

在去年登基前后，那些富于感情的普鲁士青年们都敬重他，认为威廉三世属于正直化身的君王，是结合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原则，同时又能接受新思想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创人。

很多时候，威廉三世认为对于坏的统治者来说，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惩戒。在这方面，一些贵族和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也积极主张改革社会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

当然，宣扬普鲁士改革，不可能采取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革命形式，而只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方面，司法大臣豪格维茨和财政大臣斯特鲁恩西，都是积极支持者。

斯特鲁恩西曾在一封给威廉三世的信中写道：“法国自下而上的革-命确有成效，不过这种革-命在普鲁士会自上而下地完成。所以，我恳请国王陛下开启普鲁士的民主之道：为限制贵族特权而不懈努力着……等到过几年，普鲁士就将不会再有特权阶级。”

显然，自由派出生的斯特鲁恩西过于乐观了，威廉三世虽有见地和知识，却缺乏决断力和灵活性，束手束脚，且胆小怕事，不是一个能够独自做出重大决策的人物。

不可否认，斯特鲁恩西在这封信中所表达出来的想法，在当时持自由思想的普鲁士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中间也颇具代表性。

一方面，他们认可法国大革-命的总体效果，比如说继承了大革命-遗产的安德鲁法国大杀四方，一举干掉了腓特烈大帝都没有摧毁的哈布斯堡王朝，并希望能将法国的先进制度和措施引入普鲁士；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普鲁士避开暴力革-命，并以和平方式改善自身这一前景也颇为乐观。

然而现实情况是，改革在普鲁士很难被推进。

主要原因在于主张改革的进步贵族和知识分子，只占普鲁土人口的小部分，而在乡村地区，“亦即87%的普鲁士臣民所居住，并且由容克贵族进行统治的地方”，封建制度依旧“完好无损”，其巨大的阻力使得改革派表现得一筹莫展。

相较于法国在十八世纪便已逐渐腐朽的封建体系，直至1798年，“普鲁士的封建体系依旧厚实健全，而且还充满活力……不必多费功夫就可以把各种改革计划，贬低为庸人自扰”。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优秀的人才早已认清改革的必要性也无济于事”，因为当下的普鲁士“太健康了”，并没有出现“革命形势”。除非是出现了某种无法挽回的灾难……

在远离柏林的狂热与喧嚣过后，这位年轻的国王已经明白，眼下的一切并非自己需要的，或是希望的，更像是一双无形的大手，无情的从背后将他和普鲁士推到了如今的战争状况。

至于，这双无形的大手是谁？有记仇的太后路易丝，代新恨的王后露易丝，好战的枢密院文官，还有近乎疯狂的近卫军，以及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柏林市民。

但很快的，威廉三世忽然就猜想到，那位远在巴黎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安德鲁-弗兰克，或许才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毕竟，骰子已经掷出去了。

忽然，波茨坦王宫上空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然后就是一阵急促的鼓点，那是近卫军乐队准备演奏《腓特烈大帝进行曲》。

威廉三世抬头看了看对面的大座钟，现在已是下午两点一刻，自己将作为普鲁士君主，带兵出征了。

很快，侍从的脚步声从走廊上出来，他们将为威廉三世梳洗打扮，然后换上一身近卫军制服。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普鲁士国王将立刻下楼，与王后露易丝会面，并在包括玫瑰龙骑兵团在内的数千近卫军的护送下，乘坐马车赶赴西南方，2百多公里之外的魏玛公国。

两天之后的6月8日，威廉三世一行人，就会进入到中部战区的布伦瑞克军团。

依照以往的惯例，布伦瑞克公爵会将联军总司令的指挥权，象征性的交给威廉三世，并以军事枢密院大臣（总参谋长）的身份，继续指挥北德意志联军。

与此同时的，法兰西执政官也在6月5日，再度离开了巴黎，继续以法军统帅的身份，启程前往法兰克福督战。

出发之前，安德鲁就站在书房外的露台上，默默注视着下面的广场，数十名近卫侍从正忙忙碌碌的，装运执政官专属的军用物资。其中就包括：

后装步枪、转轮手枪，仅千发的纸壳子弹与少量的金属子弹、军用4倍瞄准镜，以及高精度的双筒望远镜；

装有各式各样的制服、礼服、拖鞋、靴子，以及雨衣和雨鞋等的大旅行箱；

保存鸦-片汀、阿司匹林、不同用途的消毒剂，以及神秘药物的特殊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