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黎塞留公爵当政时期,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军制改革,于是在其后一百多年来,法国-军队的医疗系统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各国军队中最好的,也是最先进的,就连海峡对岸的英国人也赶不上。
不仅如此,法国人还在1772年和1788年,有过两次推动医疗系统现代化的努力,这些都是欧洲各国纷纷效仿的典范。
回到眼下,共和国-军队的战地医疗体系,大体上也延续了波旁王朝时代的做法,即分为战场救护所、野战流动医院与后方总医院(综合医院),这三级医疗救护保障系统。
当然了,如果分得更细一点,还可以算上分布于巴黎、里尔、里昂、梅斯、奥尔良、马赛、南特、鲁昂、图卢兹、第戎、斯特拉斯堡等各个大城市里,具有康复、疗养、抚恤与纪念性质的荣军院。
依照法军总医院的首席军医官,佩尔西上校发布的“战场救护指南”:一旦士兵受伤之后,首先是由战地救护所的医护兵进行初步的紧急包扎;然后,通过专门的急救车,在3到5小时内送到师级或军级的野战医院,归于主任医生诊治分类,交给临床医生进行相应治疗;最后,需要进行后续治疗的士兵,则在48到72小时内,转送后方综合医院,也就是位于科布伦茨的总医院。
至于担当医护兵的人选,除了专业医学院出来的实习医生,懂得救护常识的女护士、女商贩或是随军神父外,还有经过战地总医院或野战医院短期培训过的士兵,为此后者将额外获得一份军饷。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军队习惯以旅或团为单位,设置一个野战医院。每一个团都设立一个野战医院,配置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助手,一个医疗管事。
但事实证明,这种医疗救护的效率并不好,尤其是在战事异常激烈的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
于是在佩尔西军医官的倡议下,从1794年开始,野战医院逐步被上调到师或军一级。每个野战医院必须确保有一名主任医生(中校或上校),8到18名临床医生(上尉或少校),15到36名的助理医生(少尉或中尉),而且要有一个医疗管事(上校军需官),负责医疗补给与对外联络。
换言之,处于战地医疗中坚力量的师级野战医院中,其专业医生24人,而军一级为55人。之前由于设置单位碎小而导致的资源分散和凌乱,逐步得到了纠正。如果算上实习医生、药剂师与麻醉师,医生人数还将增加40%,官兵与医生比例将达到1万:33。
需要说明的,这些不过是字面上的数据,即便是优先级最高的德意志战场上,官兵与军医的比例也不过是1万:20,少了一半多。但在另一方面,法军的战地医院系统,依然是在欧洲各国军队中,无论是医疗技术、医院环境与医护配属比,最高或最好的。
以至于在战场上,联军一旦获得法军的医护人员就如珠似宝,不仅以对待贵族军官方式善待,还会竭力怂恿他们“叛逃己方”。
只不过,法国的军医官在德意志联军的战地医院里几乎无法适应。因为在德国人那边,不仅军医官的地位不高,很多高级军官对于现代医疗的认知,表现的非常愚昧无知。他们习惯性的认为祈祷神明上帝,比起手术医治更容易获救;
此外,配属军医官的医生助理或是实习医生,大都不是专业医学院毕业的学生,而是半路改行的,不仅理论知识欠缺,其实操能力更是非常差劲。很多时候,联军战地医院里的所谓医生,他们的医学常识甚至还不如法军野战医院中的一名普通护工。
更为糟糕的,联军医院在医疗器具,消毒设施,药品药物都非常短缺。所以,一等战事稍稍平息,法国-军医便要求重新回归法军。
至于军中的护士数量,通常是医生人数的1.5到2倍左右,由主任医生和医疗军需官共同负责。此外,宪兵队负责野战医院的安保工作。
不久之前,在拉雷军医官的积极建议下,一种称之为“飞行救护车”成功制造出来,并运用到战场上的医疗救护。
这种车辆是一种轻型、装有强力弹簧的封闭式马车,担架悬于车厢内。车厢的一侧可以完全打开,以便重伤者可以平躺着进出,无需调整。绷带和药物装在车厢的特殊隔间和侧包中。
拉雷曾建议给战场救护车队,配置一名外科医生,一名军需官,一名鼓手,24名步兵。如此以来,就能向伤员3小时或是12小时内提供外科手术,又能相对舒适地撤离伤亡人员。
然而上述建议,却遭遇总军医官佩尔西的坚决反对,他认为给救护车队配属军官和士兵的方式,会赋予战地医生一种武装者的身份,更容易招致敌方士兵的故意侵害。
等到两位优秀军医官的激烈争论,传到安德鲁统帅的耳边时,第一执政也不得不直接下场干涉,平息这个敏感话题。
首先的,安德鲁接受了拉雷提出“飞行救护车”的建议,但车队配属的医生、救护员、马车夫与搬运工等,必须是没有携带武器的非武装人员。通
常状态下,所有人不得身穿军服(负责医院安保的宪兵除外),而必须身穿白大褂(医护人员),以及灰黑色外套(车夫和护工)。
此外,第一执政模仿马耳他岛上的军事医疗骑士团旗帜(红底白十字架),建议在救护车上插有一面醒目的白底红十字旗。此外,每一名出现于战场的医护人员,在他们左肩上的袖章,同样也是白底红十字的标识。
为此,安德鲁授予佩尔西上校代表法军统帅部,向德意志联军司令部与军医官们,发出了一份公开倡议:希望双方武装军事人员不要主动袭击,任何悬挂或是佩带有“红十字旗帜和袖章”,因为他们属于救治伤病员的车辆,以及救死扶伤的非武装人员。
在传统的野战医院里,外科医生将根据军衔大小来依次治疗伤员:军官首先治疗,接着是士兵,俘虏放在了最后。
数周前,闲不住的拉雷军医官再度向第一执政提出建议,要求在进行治疗时完全不考虑等级和敌我,“只是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来评判治疗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