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此言一出，苟哥便如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

先前苟哥曾与自己亲儿子、将满两周岁的刘嗣讨论过，为何说国以民为本。

此后苟哥又抛给亲儿子两个思维发散题：

一是大汉之衰微，源于何故？

二是孟子为何云民为贵？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是张裕提醒苟哥、解决河北问题的关键点。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可能是党锢之祸，也并非黄巾之乱，黄巾之乱只是此问题的具象化表现罢了。

东汉衰微、汉末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是东汉朝廷政权，已经无力与士族、豪族争夺人口，从而导致地方作乱、东汉朝廷却对此无可奈何。

这也是孟子说“民为贵”的原因。

因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而言，民是根本。

自秦汉以来，“有土斯有民”的观念，与“有民斯有土”的现象逐渐变为并存。

自华夏首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开始，国家便力图阻止户口人丁流入私门，但是…至汉末时，随着朝廷力量衰微，此趋势已无法被阻止。

从秦汉魏晋人身依附关系发展看来，可以是有土斯有民，也可以是有民斯有土，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显著。

简言之，士族、豪族的“客”、“奴客”、“部曲”，便是如此形成的。

“客”是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以宗族、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对族里而言，外姓是客；

对乡里而言，外乡是客。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体属性，与其前缀有关。

“宾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

“上客”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礼宾。

“谈客”利用口舌才华，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

“奴客”则更加宽泛，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复客”乃至“盗贼”等名称，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奴”。

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一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其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两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也就是当地士族、豪族）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所谓丁税即人头税，其目的在于舍地税人，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

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

摘自《魏书之司马芝传》

本书中的司马芝，此时也正被苟哥下放到陈留郡某个县任县令。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奴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两汉极其狭窄的上升渠道。

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缺乏背景的普通人，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

很多穷困潦倒的人，甚至会自发“投充”，即卖身为奴。

与之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也就是士族、豪族），天然处于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发起，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