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题外话】：这一章需解释之事，有曹操猜忌多疑滥杀、刘氏宗亲野心以及张燕这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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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官人法以及魏晋风骨，云某前文已有解释。

曹操猜忌之事，前文亦有介绍；

刘氏宗亲下一章再谈；

所以，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上一章说完刘备对待孟达，这里继续说刘封和郤揖。

孟达出走时（西历220），其营都督郤揖也跟着主子一并投魏。至于滞留上庸的刘封，战败归成都，死于非命。

刘封虽然未曾叛变，却被安上了“侵凌孟达”的罪名而遭处死。不过刘封、郤揖等人的子嗣，却没有遭遇进一步迫害。刘封子刘林为牙门将，郤揖子郤正为秘书郎。

（刘）封子（刘）林为牙门将，咸熙元年内移河东。（孟）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裴松之

（郤）揖为将军孟达营都督，随达降魏……（郤正）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蜀书郤正传》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刘封、郤揖的籍贯。刘封是长沙人，属于荆州集团成员；郤揖是河南人，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其父郤俭曾是刘焉之前的益州刺史，属于名臣之后，具备较高的统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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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正）祖父（郤）俭，灵帝末为益州刺史，为盗贼所杀。--《蜀书郤正传》

因此刘备赦免刘封、郤揖的子孙，也是出于安抚人心的政治需要。

最后说黄权。

黄权的叛逃，是季汉，也就是蜀汉温和的根本原因！

蜀章武二年（222）黄权叛逃，宣告了刘备的东征大业彻底覆灭。

虽然黄权出走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他出走时还带走了三百一十八名蜀汉将领，侧面导致蜀汉的人才储备血崩，几乎无人可用。

注意：不是38，不是18，而是318人啊！

（黄）权及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诣荆州刺史（夏侯尚）奉上所假印绶、棨戟、幢麾、牙门、鼓车。--王沈《魏书》

跟随黄权降魏的三百一十八名文武中，有四十二人封侯，百余人为将军、中郎将，可知他们均属高才英俊。

（曹丕）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王沈《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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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黄权这种以方面军统率身份（镇北将军，督江北军），成建制投靠敌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属于罪无可恕；

但刘备不仅赦免黄权，还引咎罪己，表示“孤负黄权，权不负孤”。

这种行为已经超出常理的范畴。

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蜀书黄权传》

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可知刘备这番举动并非全出于真心，实是安抚益州士族的策略。

黄权投魏后（222），刘备集团元气尽丧，几乎不保。

彼时刘备滞留永安，一病不起，进退狼狈；而南中诸郡蠢蠢欲动。按刘备死后（223）“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的记载看，刘备生前的弥留之际，这些南中豪帅就已经难捺野心。m.166xs.com

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柯。--《蜀书李恢传》

不仅是南中土崩瓦解，连汉嘉太守黄元也举兵叛乱，还一度打算围攻成都。汉嘉郡与蜀郡紧邻（在蜀郡之西），距离成都一步之遥，可知彼时形势之险恶。

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众议以为（黄）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嶲据南中。--《蜀书杨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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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的籍贯史书无载，不过根据《杨洪传》可知他与杨洪相互熟悉。按杨洪出身犍为的记载看，黄元很有可能也是益州出身。

（杨）洪曰：“（黄）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蜀书杨洪传》

实际益州士族对刘备的态度一贯不友善，《蜀书卷十二》便连篇累牍地记述了益州学者对刘备集团的抵触与污蔑。而降魏的黄权，出身巴西阆中，恰恰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蜀书黄权传》

在此背景下，重病缠身的刘备根本不敢、也不能处理黄权的家属。因为一旦如此，便会彻底激怒益州集团，类似雍闿、黄元等叛臣便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无疑是刘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刘备不仅赦免黄权家属，还罪己自责，表示一切到此为止，既往不咎，这其实是外部环境所迫之下的不得已。

从出身籍贯方面来看，刘备赦免的诸多臣僚，其实各自代表着蜀汉政权的不同派系。

糜芳出身（徐州）东海，是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

孟达出身扶风，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刘封出身长沙，是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

黄权出身巴西，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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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揖是郤俭之子，属名臣之后。

有鉴于此，他们的政治污点，并未影响到家属，均得到刘备的宽大对待。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臣僚的变节行为（刘封除外），集中发生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至蜀章武二年（222），即蜀汉“由盛转衰”的特殊期间。

糜芳出走导致刘备失去荆州、孟达出走导致刘备失去东三县、黄权出走导致蜀汉军力大损、人才储备血崩。

换言之，刘备在建安末年始终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国势日衰。

更为可悲的是，局面越是恶化，刘备便越是需要矫情忍性，安抚尚存的臣僚，以维护剩余的基业。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了诡谲的一幕。

汉中之战后（219）的刘备，刚愎自用臻于极点，乃至滥杀忠良，导致“远人不复至”。

而同年（219）失去荆州之后，刘备又迅速转变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宽厚长者：

臣僚越是叛变，他对待叛臣的家属便越是和颜悦色，乃至赏罚失度，与之前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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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

按刘备“终不为下”的性格来看，他无疑也希望能像曹操那样鹰扬宇内，挥斥方遒。但现实却是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蜀书先主传》

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刘备的发挥空间便极为有限。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的特点，也是这种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

鉴于刘备在汉末乱世长期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因此他能够展示真实情绪的机会便少之又少。

汉中之战以后，刘备曾短暂踏上人生巅峰，因此杀张裕、杀雍茂、乃至“远人不复至”都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

然而随着同年（219）年底关羽败死、荆州沦陷，刘备便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姿态，重新摆出一副“弘毅宽厚”的面貌。

随后刘备对糜芳、孟达、黄权等人的叛变行为予以宽大赦免，不仅慰以“兄弟罪不相及”，甚至还要引咎自责。

（糜）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蜀书糜竺传》

这种无比分裂的行为，反映的当然不是刘备的真实想法，而是外部局势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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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是一个政治家，其行为需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连董卓这种“羌胡之种”在进京初期（189）都懂得“矫情忍性，擢用群士”的道理，刘备对此自然更加熟稔于胸。

（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董卓传》

有鉴于此，厚待糜竺、孟达、黄权等叛将的家属，其实并不能证明刘备的宽厚贤良。因为种种宽厚行为其实都发生在逆境之下。

或者说，刘备当时没得选，只能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维持大局稳定。

如果刘备有选择的余地，恐怕他更希望效法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尽情挥洒胸中的英豪之气，而不是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争什么“弘毅宽厚”的虚名。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得志之时的偶露峥嵘，虽不符合仁君之象，却也颇得高祖遗风。

这种真情流露，其实远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更有烟火气息。

一言蔽之：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