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长一听有战马，吓得连连摆手：“将军万万不可！老朽此处可养不起战马。”

战马需要喂豆料、盐巴，普通乡民食不果腹，焉有余粮喂战马？

张辽失笑：“丈人不必心忧，战马喂草料便足矣。旬日之内，某等必返，届时必有厚报！”

张辽如此一说，老亭长便听明白了。

张辽是以战马为抵押，寻壮丁、匠人协助兵卒有偿劳动做木排。

老亭长欣然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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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某以为…或许是因为东汉天秀太多了。咳咳，这当然是玩笑话

其实，东汉道德底线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承了经学的士族当家。

而且，东汉的士族，还远没有腐化堕落为两晋的门阀。

所以，本章咱们聊一聊门阀。

魏晋时代，是皇权的变异期。

自永嘉之乱（西历311），晋室衰微，司马睿在江左的割据政权，便逐渐沦为士族操纵的傀儡，即所谓“王与马，共天下”。

王，指的是琅琊王氏，也就是扶持琅琊王司马睿登基的王导和刘晔王敦。

历史于是从“皇权政治”转入“门阀政治”。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

东晋时代门阀猖獗，垄断了人权、财权、兵权，又通过内部通婚不断强化这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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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权柄相继被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所把持。

歌谣中“旧时王谢堂前燕”指的就是琅琊王与陈郡谢。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东晋门阀与皇权的关系，可参照孙吴。

简言之，门阀们允许“弱势皇帝”的存在，但决不允许本集团中出现新的“强人”。

比如王敦、桓温。

门阀这个词汇，在史书中称谓极多。有“豪族”“大族”“士族”“世家”“世族”等称呼，累计竟多达二十余种。

此数字统计来自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与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门阀虽然在东晋南朝臻于鼎盛，但起源甚早，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巨无霸。

三国君主的活跃时期，便正处在“门阀崛起”的阶段。三家的一系列政策，基本都围绕着对“境内豪强”的拉拢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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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王敦、桓温等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彼时的权力结构，可以大抵视作“皇帝”、“门阀”与“新兴强人”三家的微妙制衡。

曹操本人出身新兴豪族，但发迹较晚，且沾染了宦官身份，因此现代学者普遍将其归入“富有的庶族地主”范畴。

前文提过，在魏晋语境中，不管“庶族”、“寒门”还是单家，都是地主阶级。

曹操本人既是汉廷的拱卫者、又是篡汉的野心家。这也使得其麾下豪族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几乎是东晋王敦故事的“提前预演”。

汝南袁氏，四世五公，权倾天下。与弘农杨氏、鲁国孔氏、颍川荀氏并驾齐驱。但士族们对待袁氏的态度，也颇可玩味。

袁氏宗子袁术，是最早被门阀们抛弃的。术强势放纵、飞扬跋扈，从其僭号称帝的后续发展看，是很明显的“权欲之徒”，故被士族憎恶。

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袁氏庶孽子袁绍，因出身微贱（生母是侍婢），很能折节下士，表现出一副“交结英俊”的风流派头。

董卓之乱时（189），豪杰纷纷投奔袁绍，似乎合作愉快。

但是，就在袁绍横扫河北，意图“更进一步”时，门阀们却纷纷转变立场，站到了袁绍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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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大家平起平坐，今日有人欲凌驾群臣，必然引起众人不满。

云某个人认为，这才是王敦、桓玄最终败亡的根本原因。

也正由于门阀失去了进取心，所以在桓玄败亡不久，东晋便被刘寄奴所灭。

而在刘宋、南齐、梁、陈后，南朝最终被北朝统一，原因也在于此。

北朝以弘农杨氏、陇右李氏为首的门阀，由于游牧民族的刺激，进取心比南朝门阀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