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伯先生何以得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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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圭指了指自己心口，复又指了指自己眼睛和耳朵。

“老夫今日乔装为农家翁，潜行至淳于仲简后寨附近时，曾见过不少曹军斥候，并装聋作哑偷听其人密谈。

虽仅只言片语，老夫却笃定，曹孟德必欲集结兵力，一举夺寨！”

以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汉唐武德虽然充沛，但产业结构太单一。

李唐虽在李治朝达到巅峰，独力掌控着丝绸之路，但是贸易额始终还是远逊于外贸繁盛的两宋。

南宋虽独居一隅，但得益于倭国的平氏幕府，准确来说是平清盛，宋倭之间外贸额巨大，南宋当然稳赚顺差。

除此之外，南宋的外贸航线，已经绕过蓝无里（十三世纪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小国，其北便为阿三的半岛），抵达了阿三的中南半岛。因此南宋瓷器、茶叶、丝绸及手工业品的产能转化，非常喜人。

这也就是虽然两宋国内矛盾虽然激化，老赵家却仍贼有钱的原因。

西夏能在宋、辽、金等大国夹缝中生存，根本原因在于，西夏掌握了丝绸之路的上游。

前汉张骞（丝绸之路不是他开通的，他只是起到扩充和促进作用）出使西域，扩大丝绸之路上各国贸易规模后，便为西汉重新输入了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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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亦然。

神州农耕社会时期，凡是工商业发达的时代，即便国内矛盾重重，国力也不会太弱。

赵旻要想拼出个未来，就必然要将丝绸之路重新趟一趟，虽然贵霜帝国如今不可一世。

有些短？

咱们再聊聊…

咳咳，咱们不聊袁董事长和曹老板了！

这一章既然提到了政治制度，咱们便聊聊尚书台。

尚书台在两汉三国占据重要地位。魏晋时代的尚书台“兼统内外”，尚书令、尚书仆射取代三公，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为了制衡尚书系统，秘书（中书）系统也随之出现，历史因此走向了新一轮的循环往复。

尚书诞生于秦汉之际，最初是在殿中负责启奏、传递、保管文书的文秘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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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描述，“主客尚书”的职能与大鸿胪类似，而“三公尚书”的职能与廷尉类似。可知尚书这一机构，不仅分割了三公的权力，也削弱了九卿的权力。

至东汉光武帝时，又将“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加上西汉的尚书五曹，合为六曹。

世祖（刘秀）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续汉书百官志》

随着时间发展，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细分功能也越来越完善，逐渐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府。学者仲长统便直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后汉书仲长统传》

至于三公九卿，则沦为荣衔，成为名士勋臣离休养老的职位，被视作“备员”。

《宋书》援引的东汉名士应劭言论，则更为露骨。其直言“尚书令总领纲纪，无所不统”。

应劭《汉官》云：“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禀假钱谷。”--《宋书百官志》

有鉴于此，在《三国志》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三公九卿，均无实权。少数例外是东汉的前为司空，后自任丞相的曹操；蜀汉的丞相诸葛亮。

当然，还有董卓老贼和司徒王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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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祗又以侍中守尚书令……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姜）维。--《蜀书董允传-附传》

换言之，一个臣子只要掌管了“尚书事”，无论他居于何职，都等同于真正的宰相。

这里谈一谈录尚书事、领尚书事、平尚书事三者之间的关系。

“录尚书事”与“领尚书事”的含义完全相同。只不过西汉习惯于写作“领”、东汉习惯于写作“录”。

尚书有录名，盖自憙、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通典》m.166xs.com

“平尚书事”的含义则相对复杂。

“平”的第一重含义是探讨斟酌。即收集上奏文书，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以供皇帝参考。

平即评，属于两汉职官中常见的前后缀。比如廷尉下属的副官“廷尉平”，便有类似职能。

注：廷尉下属副官为廷尉监、廷尉正、廷尉平。

“平”的第二重含义是代理。如果“录（领）尚书事”的权臣不在朝中，便由“平尚书事”的人员代替其执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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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见黄惠贤《蜀汉尚书台之归纳与评议》。

举例而论，蜀汉延熙七年（244），大将军费祎前往骆谷迎击曹爽，镇南将军马忠则前往成都“平尚书事”。

七年春，大将军费祎北御魏敌，留（马）忠成都，平尚书事。--《蜀书马忠传》

由于当时费祎与姜维“共录尚书事”（见前文注引《姜维传》），因此在费祎等人不在朝中的时候，身在成都“平尚书事”的马忠，便充当了代理宰相。

蜀景耀四年（261）卫将军诸葛瞻与辅国大将军董厥“平尚书事”，而大将军姜维则“录尚书事”。

景耀四年，（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书诸葛亮传-附传》

有趣的是，“录尚书事”的姜维当时正在沓中屯田避祸，不敢返回成都；因此“平尚书事”的诸葛瞻与董厥，才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

从这个角度看，权臣即使加了“录尚书事”的头衔，也必须呆在朝中才能执行“录尚书事”的职能。一旦离开国都，其头衔所附带的权力也便随之废止。

不难看出，尚书机构的“内朝”色彩相当明显，他们必须呆在中枢，才能发挥作用。

咱们再来谈一谈秘书、中书和尚书这三个书的关系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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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最初指宫廷秘藏图书，它在《汉书》中常与五经、谶纬、图籍等词汇连缀使用。

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书刘向传》

秘书一职，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大约在东汉末期出现。

这一机构最初负责“典司经籍”（见《通典》），后来逐渐成为统治者身边的亲信，与“尚书”的出现、发展过程类似。

秘书机构，在曹丕执政时期（220-226）被改称为“中书”，由当时两位得宠的秘书郎刘放、孙资出任秘书监、秘书令。

魏国既建，（刘）放、（孙）资俱为秘书郎。黄初初，改秘书为中书，以放为监，资为令。--《魏书刘放传》

刘放与孙资“久专权宠，遂掌机密”，显赫于魏文、魏明两朝，还在曹叡病重时篡改遗诏，乃至“执帝手强作之”。权势之重，隐隐已经超过了尚书令。

（刘）放曰：“宜为手诏。”（明）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床，执帝手强作之。--《汉晋春秋》

在秘书（中书）系统出现之后，曹魏尚书令的重要性便呈现出下降趋势。

早期的尚书令荀彧、荀攸等人具备较大的权势与影响力，荀彧甚至可以干预曹操僭号魏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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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魏书荀彧传》

之后的尚书令华歆则近乎于曹氏鹰犬，甚至需要参与谋害伏皇后来谄媚曹操。

（曹操）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伏）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后汉书皇后纪》

曹丕时期的尚书令桓阶、陈群、徐奕等人，虽然仍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但权势却已经遭到秘书（中书）机构的分割。

曹叡时期的尚书令陈矫、裴潜等人，不仅没有专断之权，反而更类似年高德劭的耆老勋贵（二人皆是建安时代便追随曹操的旧人），已经与东汉的三公十分相似，近乎于荣衔。

到了曹芳时期，尚书令司马孚被三位年轻尚书架空，乃至朝中流传歌谣，称“台中有三狗”。三狗，指何晏、丁谧、邓飏，至于尚书令司马孚则遭到忽视。

故于时谤书，谓“（尚书）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指曹爽）作疽囊。”三狗，谓何、邓、丁也。--《魏略》

概而论之，在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之后，中书监、中书令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尚书令的权力，成为制衡尚书台的组织。

历史的有趣之处恰在于此。

西汉时三公权势过重，有封驳谏诤之权，几乎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因此汉武帝强化尚书权力以削弱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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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尚书权力过重，“总领纲纪，无所不统”，权势甚至过于昔日三公，因此曹丕、曹叡强化秘书（中书）以削弱尚书。

历史的诡异之处恰在于此。

宗法专制社会中，君主为了削弱旧机构的权力，往往会设立一个全新机构。然而在旧机构瓦解之后，新机构又难免出现权力扩张，成为下一轮的打击对象。

尚书台的诞生、发展与变迁，反映出宗法社会中、机构权力无限扩张的痼疾。

为了限制旧有机构的权力扩张，便需要增设新的机构，但新的机构又必然会走向相同结果，陷入无限轮回的怪圈。

它同时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冗官冗员。

因为旧有机构不可能被完全取缔，比如尚书令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宰相之后，三公九卿依然存在；中书令成为宰相之后，尚书台也未见撤销。

隋唐时期，尚书机构、中书机构、侍中机构分别演化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试图通过分割权力达到制衡目的。

这一举措虽然短期内稍有成效，然而后世朝代“架空旧职，增设新职”的浪潮却未见缓解。

比如两汉之际的三公在隋唐之后已经成为荣誉性质的加衔；光禄大夫一职，在王邋遢…不不不，王荆公元丰改制后，甚至沦为散官的品级序列标志，也就是寄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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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等形式出现，与最初的职事彻底分离。

借用阎步克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的理念来说，这一现象便是职位与品位的转化。即当局经常把职位当品位来使用，从而造成职事官的品位化。

旧的“职事官”不断沦为品位头衔，新的“差遣官”因此层出不穷，它们随着时间流逝，又成为后世的品位头衔，走向新一轮循环。

两宋的冗官，一部分锅可以甩给千年前的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