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就有人说应该榷茶。

明初朝廷就在川陕和南直隶实行茶叶专卖，明初南直隶一地榷茶收入就相当于六十八万两银子，但收到是宝钞，后来由于宝钞贬成废纸，这六十八万两收入也白白损失，国家分毫之利都得不到。

为此他们还搬出了杨士奇的“茶法论”，说建议效仿朱元璋杀欧驸马之事，对走私茶叶者重加惩处。

每个省派能臣一个人，专门负责此事，那么每年收入，岂止数百万，并且这种事对百姓也没有太大危害，百姓买不起茶叶就少喝茶即可，主要是收富人的茶税，百利而无一害。

有了榷茶的言论，很快就有了榷酒的言论。

说从汉代以来都有榷酒，其中宋代尤其重视，唯独到了本朝就放开了，这完全不应该呀。

为此还拿出宋代的例子，说宋皇佑间每年榷酒的收入就有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余贯。这么多的钱朝廷就白白浪费了。朝廷就应该专门设官负责此事，一年下来估计又不下数百万收入了。

由于皇帝让六品以上官员都可以进言，这让许多底层官员看到了机会，看着榷酒、榷盐、榷茶的言论出现，各个官员纷纷查找史书，以史为鉴，看看能不能找出更多赚钱的法子来。

很快就有人把目光投到市舶司，他们发现唐宋没有海禁，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每年税赋都有百万。但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市舶司的收入极少。

因此便有人提出，大明自隆庆开关以来，海上贸易远不止设立市舶司的广东、福建两省。其中浙江、南直隶也多有出海经商者，但却没有设置市舶司。

同时福建、广东征收的市舶税，税额极低，国家所得也只有百分之一。出海征税按所谓常例，随意交纳，回船时更全凭吏员自己私意索取。

利润都归下面的官吏了，与其利归于下，管理失控，还不如设定规范统一的征税定额标准，国家获利更多。

于是就有人马上建议在浙江定海、笮浦（乍浦，南直隶浏河、海门这些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派驻官员，增设海关征税。不仅如此，还应选择一个“重望大臣”，作为海外贸易管理征税的总负责。

甚至还给出了收税措施，比如船只出港口的时候，根据量船之大小让他们交纳税额，还可以像内地的钞关之税一样，根据货物的的价值收税。不仅如此，还要进港口的税，不要太多，十分之二就行了，这个税并不重。

“盖通番之利不重，则人不往。太重则人兢往。滨海之民，既专其利，四方不逞之徒又从而慕之。故税其出，税其入，不为苛。”

此等言论越来愈多，还有人提出应该屯田、开矿、铸币等等措施。

随着信息发酵，也让那些记得利益者门越发坐不稳了，纷纷鼓动上书说不能与民争利，不得压榨百姓商人，更有甚至直接提出皇帝不能这么爱财贪婪，不能学习神宗。

朱由校对此毫不在意，他就是要让下面讨论，慢慢发酵，都上书，水搞得越浑越好，并且为了扩大四天后的朝议的影响，他还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