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建设、新城规划的工作，转眼已经安排下去一个月了。

时间也来到了198年底199年初，河洛大地上，雒阳新城虽然还没开建，不过乡村四野之间，已经渐渐生机恢复。

炊烟袅袅，农居齐整，百姓也不再稀疏如故。

益州来的移民当然不可能那么快就成批地抵达雒阳。哪怕有充足的船队运载，路上走个把月也是必须的。

所以，这些新的庐舍、新烧荒的原本榛荆遍地的荒田，显然不是新移民整治的结果，而是朝廷组织河南尹本地百姓劳作的结果。

这个主意是诸葛亮想出来，然后让李素派将作监的张裔配合实施的，过程中还从屯田多年的工部尚书国渊那儿吸取了一些组织经验。

诸葛亮深得李素真传，也就掌握了一些近现代的经济理论。对于如何当基建狂魔、

如何加大政府投资来拉动民间就业、实现“货币乘数效应”来繁荣经济，这些方面诸葛亮内心也是有点概念的。

他之前深入民间调研之后，意识到河南尹现有的二十七万百姓，之所以数年没有人口增长，甚至还在和平状态下负增长，说到底还是活得太穷困太窘迫了。

税负过高，孩子都养不起，婴儿生下来夭折率也很高——这倒不是说朱儁治河南那几年，就已经过于苛政搜刮民脂民膏。

朱儁当年那是没办法，为了维持朝廷中枢，要养两万多军队，还要维持朝廷的体面和雒阳百官。

而他接手的时候人口就只有三十万出头，收税不收高根本就养不活这些人，这才导致“和平数年，人口反而往下掉了四五万”。

现在诸葛亮要当河南尹，第一个问题就是先推百姓一把，把河南尹剩下的二十七万人的赤贫问题解决一下。

所以诸葛亮请示李素要了一大笔钱，他们诸葛家自己甚至也先腾挪补贴了一些，然后趁着冬季农闲，组织河南尹百姓以工代赈，提前开荒、外加帮即将到来的益州新移民盖房子。

因为新移民大多会在正月里甚至二月初才抵达，如果没有本地人冬季加班帮他们整房子和处理地皮，来年抵达之后也无法及时展开春耕。这里面抢一年的时间差就很重要。

干这些活儿，朝廷出资提供建筑材料、木材石头这些，本地人还有工钱，是按照朝廷标准的徭役工价“年徭役四十五日，折抵庸价九百钱”来算的。

也就是按照租庸调输法，一个大汉百姓本来每年就要为朝廷无偿干活四十五天，如果不想干活就是折抵多交九百文钱，所以折算下来朝廷给徭役一天的保底工钱是二十钱，一个月就是六百钱。

诸葛亮现在就是以这个官方指导价雇佣的当地人干活，考虑到雒阳地区毕竟物价稍贵，百姓“生活成本高”，诸葛亮在给工钱之余，还给管饭，来服徭役的普通人都能勉强混个不饿。

尽吃吃到饱这种事儿，在工程类徭役里还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古人穷久了，饿怕了，让他敞开吃的话很多人能吃死为止。

敞开吃这种事儿，也就在精锐部队里做得到，要大战前夕了，犒赏三军给吃顿饱的。

诸葛亮给民夫准备的伙食，无非是一天两顿，上下午各一顿，每顿杂粮三升熬稠粥，其中廉价的黄豆小豆杂豆至少占一半。

再加上南阳、上庸那边产的薯蓣，别的一些晒得干焉黄枯的凑合蔬菜，比如菘菜、韭菜和萝卜。

毕竟是冬天，新鲜蔬菜很少，只有上述三种可以在冬天没有封冻的情况下勉强种种，基本上都是十一月份收获下来还没吃完的。

诸葛亮给民夫吃蔬菜，也是为了节约干粮成本，而不是为了让民夫换换口味觉得好吃。如果新鲜蔬菜的成本比粮食高了，那就宁可只给民夫吃粮。

毕竟古代的“大城市病”是很严重的，大城市的人吃不到新鲜蔬菜的问题，一直到三年前刘备阵营摸索“租庸调输”的税制改革前，都是无解的。

河南尹当年人口两百万时，大部分城里人也是吃不到新鲜蔬菜的，因为河洛平原的蔬菜产能根本不够。也就是现在死剩二十七万人了，才能充分自给自足。

只不过如今是把冬季本该农闲猫冬的时间，拿来也组织百姓高强度劳动，所有食物消耗等比例上升，所以原本勉强够吃的本地冬储蔬菜才开始短缺。

超耗的部分如果吃完了，要从外郡远程运新鲜蔬菜过来，那还不如直接运干粮，运输成本更低，腐烂损耗也低。

诸葛亮在实施这一切的过程中，也不由自主意识到甄家前几年摸索出的那套生意模式的好处——

甄宓两年前，通过观察民生、结合租庸调输改革后的经济特点，大量在长安周边承包地皮组织百姓不种粮食全种蔬菜，满足特大城市短途需求。菜农需要吃的口粮再从外地买来。

把首都周边两百里内的农民都全部组织进了商品经济交易体系，豪强组织供销卖菜买粮，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

未来雒阳人口如果成功恢复，肯定也得动这方面的脑子，降低整个社会运转的无谓运输损耗成本，提升全民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