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王渊问道。

李东阳解释道：“弘治十七年，刘希贤（刘健）、谢于乔（谢迁）与我三人所定，先帝当时已经认同此方案，并且打算一条条逐步完成。可惜反对的声音太大，很难推行展开，而且半年之后先帝就驾崩了。”

王渊点头道：“原来如此。”

李东阳苦笑道：“先帝临终之前，让我们三人辅佐新帝。并暗示我们，可以趁着皇权交接之时，我等以辅臣之身，快刀斩乱麻力行改革。谁知当今陛下……登基第一年就逼得我等辞官，哪还有什么改革可言？”

王渊撇撇嘴，心想朱厚照是挺扯淡的。

李东阳又说：“这份改革方案，主要是刘希贤（刘健）制定的，我不过敲敲边鼓而已。刘希贤是真正的社稷之臣，他一离开朝堂，改革就不可能再做了。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决心，能勉强维持局面已经力有不逮。但我还是不甘心啊，总不能看着大明败坏下去。”

“阁老有心即可。”王渊安慰道。

“有心无力，即为无能，我连控制朝堂都需要依靠杨介夫，哪有什么改革的气魄？”李东阳叹气道，“跟你说句实话，去年真真把我吓坏了。北方边患不断，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湖广、四川、贵州皆有叛乱，一副大厦将倾的模样，我怕自己成了亡国之臣！”

王渊说：“不至于的。”

李东阳说：“至于！若非宪宗皇帝力挽狂澜，这大明怕是已经……”

宪宗就是专宠万贵妃的朱见深，朱厚照的爷爷。那个时代才真的有亡国之相，流民动辄上百万，而且国家财政也一塌糊涂，朱见深靠着各种手段才拉回来。

可惜，史官对朱见深的抹黑，一点都不逊色朱厚照。

《明史》关于万贵妃的记载就离谱，资料来源于明末清初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而毛奇龄的资料又来自哪里呢？来自万历朝于慎行的《谷山笔麈》。于慎行又怎么知道这些呢？他在翰林院当侍讲时，听一个宫中老太监闲聊得来，而且是被迫辞官十六年，窝在家里无所事事瞎写的。

清朝编撰《明史》，居然引用倒了三四手的野史资料，而且利用春秋笔法写得煞有介事，甚至连乾隆皇帝看了都觉得荒唐。

有人说，土木堡之变，让勋贵集团一蹶不振。

但是，夺门之变，勋贵集团又起来了！

这种起来并非表现于朝堂和军力上，而是表现在侵田敛财上。明朝土地兼并剧烈的开端，就在夺门之变以后，勋贵靠着“从龙之功”疯狂请田，文官、太监、武将，甚至是皇帝也开始乱来。

他们的理由还很正当，因为当时流民数百万，北方有无数土地抛荒，正好可以去占有这些无主之地——荒着多浪费啊。

口子一旦打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朱见深能够稳定局势，已经算非常合格的皇帝。但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一直拖到现在，不改不行，有脑子的官员都知道。

只不过嘛，碍于各种原因，有些人视而不见，有些人只选择性看见。

比如杨廷和，他也想改革，想让皇帝废除皇庄、皇店，想收回勋贵、太监手中的大量田产，想裁减臃肿不堪的锦衣卫，想整顿耗粮无数却又没有屁用的京营。唯独，杨廷和不敢对文官集团下手。

杨一清刚好相反，上来就对文官集团下手，居然从裁撤冗官开始搞，刚把话说出来就被堵回去了。

皆不可取！

李东阳告诫道：“你现在还年轻，要耐住性子，四十岁之后再改革也不迟。如今最重要的，是稳定局面，大明朝这间破房子经不起折腾。这份改革方案，我送给你，希望你能时时自勉。”

王渊奇怪道：“阁老为何会选我？”

李东阳笑道：“我都说了，最近一二十年内，都不是改革的好时机。朝政和天下，肯定会一步步的坏下去。等到足够坏了，你差不多也该入阁了，一切都瓜熟蒂落，到时候再改革就没那么大阻力。做官就需忍耐，忍到最后，你就赢了。而你，十多岁就是翰林院学士，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忍。”

就是让我当老乌龟呗。

李东阳又说：“别的人都不行。比如你的老师，他已经四十岁了，再忍耐一二十年，就是五六十岁。改革之臣需要活得久，否则肯定人亡政息。让你的老师五六十岁改革，除非他能活到七八十岁，否则必将半途而废。”

王渊哭笑不得，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李东阳。

这位老先生苟了大半辈子，做首辅都做不利索，还需要杨廷和帮忙掌控朝堂。那份改革方案，也是出自前首辅刘健，他这几年连敲边鼓都不敢，一直把改革书藏在枕头里，现在又把改革重任托付给王渊。

你说他厉害吧，他又无能。

你说他无能吧，他又是最终赢家。

而且人家还“清廉”，比起其他首辅而言不算太贪。他确实也心系社稷，虽然自己不敢改革，却在离任之前选了王渊。

李东阳又说：“靳贵是可信之人，杨一清是可用之人，傅珪（礼部尚书）是可交之人。内阁和六部，就这三人，你须知道。切记，忍耐二十年！”

王渊抱拳道：“晚辈谨记！”

“去吧。”李东阳挥手道，他不想再说话，因为屁股疼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