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女士，你这个案子，不排除会以撤诉，然后通过行政执法得到较好安排的方式结案，比如法院报给民政部门或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在公安系统的户籍登记里直接变更成母女关系。”

我安慰了一下任春红，悄悄放了一万元钱，便准备告辞。

“可可一定很可爱吧，等你们成功变更为母女关系了，我们再来看看她。”

小潘也插话道。

“可可真的很懂事，你们能来看她，我是求之不得。”

任春红说起可可，脸上都是幸福的笑意。

章一天从始至终却是一言不发，这个案件虽然奇葩，但确实扯不上民俗方面的问题。

回去的路上，小潘好奇道：“徐律师，这个任春红代孕、卖出生证，应该也不是良善之辈，就是可怜了可可这个小女孩。”

“小潘，任春红确实做错了事，但也看得出她是爱可可的。”

人生之艰，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明白，我从心底里虽然对任春红以前的做法也持否定态度，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我们要解决的是她目前和可可的法律困境，而不是纠着她以前犯的错误不放。

“徐律师，任春红代孕应该是违法的，她的主张会得到法院支持吗？”

小潘没有再深究任春红过往的错事，而是一本正经地问起了我代孕的法律问题。

我想了想，对他说道：“我国法律有禁止代孕的规定，但也有空白点。”

接着，我给他讲了我国代孕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21年8月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同时，该《办法》第22条规定，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实施代孕技术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3万元以下罚款，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不难看出，我国法律对“代孕”的限制主要集中在对“有技术实施代孕的医疗机构”的规制，而没有对孕母和代孕委托方作出禁止性规定。

也就是说，如果“甲”通过某医疗机构安排孕母“乙”为自己“代孕”，“甲”和“乙”将适用“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不承担法律责任，而该医疗机构则会被作出相应处罚。

实际运作时，在进行代孕前，孕母与夫妻之间一般会签署《代孕协议》，通常会包括孕母在孩子分娩后放弃孩子，以此获得“酬劳”的内容。

由于在中国“代孕”不能进行“合法交易”，所以《代孕协议》属于无效的协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受法律保护。

尽管如此，在相关争议中，法院更倾向于保护实际上怀胎的女性的权益，这导致孕母一旦反悔，委托代孕的夫妻其实很难再要回孩子，孩子会由孕母事实上抚养照顾，委托方需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具体到任春红案，她和雇主的《代孕协议》及“退单”都属于无效协议，可可很大可能会确认和她的母女关系，不过，从可可的成长角度出发，可可的抚养费任春红多半不会去争取，她应该会对可可隐满代孕这件事。

“徐律师，任春红这个案子你应该不用全程参与吧！”

一直沉默的章一天打破沉默，，转头问道。

“她这个案子纯法律问题，应该用不上我调解，诉讼的话可能也会撤回，法院应该会指定公安系统的户籍登记里直接变更她们成母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