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使节跟皇帝的唯一交集，就只有见面参拜这一小段时间。

朱由榔哪里能忍这个？干脆直接示意礼部，将桑塔罗神父等人引进宫来谈正事。就算有人叽叽歪歪，大不了豁出去来一句皇室成员要受洗，就能堵住他们的嘴。毕竟朝中那么多官僚他们都已经入教，现在皇帝也要仿效，那任谁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谈事，或者准确地说，谈判，直接是方以智参加并主持。皇帝本来是不需要也不适合参加的，但朱由榔押着方以智一起到了礼部衙门，非要一起。最后礼部官员拗不过，只得加了个纱帘，让皇帝坐在后面观看旁听才算结束。

方以智也是受了皇帝的耳提面命，落座客套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要炮具，要炮匠，要图纸，要火药。

这桑塔罗神父久居澳门，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话回道：“我等既是代表耶稣会，也接受了市政会的委托，贵国各种需求与条件，我方还得详细评估才能作答。”

方侍郎右手一摊，示意对方继续。

而对方的要求也毫不意外：传教。

桑塔罗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故土，在来中国之前，他选择的传教地是日本。可惜运气不好，那时的幕府已经发布了禁教令。从元和二年开始，后面十几年间，日本的教徒被官方杀死了不少于三十万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和狂热的传教士，他转入地下布教，但传教事业显然是越发艰难。

后来德川家光继任幕府将军，从崇祯六年，也就是1633年起，连发两道锁国令，并颁布“奉书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还禁止滞留国外五年以上日本人归国。神父伟大的传教事业简直陷入了绝境。

而令他放弃在日本传教的，则是四年后的天草起义，也叫岛原之乱。届时日本的切支丹几乎被屠戮一空，幕府锁国也达到了极致。无奈之下，桑塔罗只得想办法偷渡出海，转向澳门，以寻求新的羔羊。

多年的奔波已经让他身体虚弱，逃难之时遭受的旧伤也时不时复发。他自觉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但传教的欲望却在心中愈燃愈烈。

若不是市政会的阻挠，他恐怕早就跟广州官方进行了沟通。要知道壕镜澳的天主教会与其他教派不同，本身就是极其善于变通的，只要能拯救迷途的羔羊，几乎什么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之前庞天寿入澳求援，就是因为市政会没有从中作梗，才能让他带回了武器火药。

此次他来广州，就是带着耶稣会和市政会两方面的诉求：市政会要的首先就是通商条款，金额、货物量，甚至是固定的集市榷场；但他们还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过分到甚至难以启齿，神父直到现在还在思索如何开口。

而耶稣会的目标则要高尚和纯粹得多。最低限度，希望能在广州获得固定的教士居住地以便传教；如果能在广州兴建一座教堂，那当然更是令人满意。

至于神父本人的最高目标，则是继大明诸位官僚之后，说服皇室成员入教。

当然，要是皇帝本人也能成为被拯救的羔羊，那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