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长期不能改变所在地民间缠足的陋习，这个官员就要被免官，严重的要全家流放大员岛。

这下可真是官不聊生了。

一众江南官员纷纷反对，可崇祯皇帝直接把他们的奏折当柴火烧了。

至于新任的内阁首辅孙传庭，和新任的内阁次辅卢象升，自从这两个家伙被崇祯皇帝说服以后，干脆和崇祯皇帝一起狼狈为奸去了。

对于南方官员在缠足问题上的奏章直接拿去当柴烧，对于一直上书的南方官员就地免官。

亏他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还是个读书人，良心简直被狗吃了。

这种情况下南方的官员心中的怨恨越来越旺盛，简直就成了一个火药桶。

而崇祯皇帝因为公输家族在科技上的贡献，对他们大加封赏，已经有了“一王两公九侯”，堪称大明第一豪门家族。

而且公输老头（公输明直接得到了大明皇家科学院院长的职位，位列正一品。

在大明仅次于崇祯皇帝，内阁首辅，太子三人，和内阁次辅平齐。

真正的三人之下，万万人之上。

这特么还能忍？

南方的官员已经彻底暴走了。

就好比某个没什么德行和能力的废物，原本只是个穷鬼，突然被政府大力追捧，把他抬到国家第四号人物的位置，下面的公务员也要暴走啊。

大爷们都是辛辛苦苦卷出来的，结果一条卖笑的狗笑两下就成了国家四号人物？

去你妈的，反了！

在他们看来崇祯皇帝就像是一个唐庄宗。

而唐庄宗的下场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就写的明明白白，原文如下：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翻译一下就是这个：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所以在他们这些南方官员看来，崇祯皇帝现在就和极盛时期的唐庄宗一样。

很快就要“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了。

那么为什么现在不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准备反攻倒算呢？

老者等待良久，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了过来：“老爷，那人来了。”

老者放下茶杯：“请他进来商议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