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贷，你看看吧，该来的终归还是来了。”

这日，魏广德刚进裕王府见到殷士谵，殷士谵就把手里一份抄录的奏疏递给他。

魏广德伸手接过，看了眼，是山东巡抚张监的奏疏。

山东来的，所为何事他一目了然。

这次官员禁辽船海运的事儿，河道衙门还有山东方面也是够能隐忍的，都筹划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出手。

其实想想也怪不得人家谨慎，毕竟当初提议出自裕王府，没人愿意凭白得罪未来的皇帝。

运作这么长时间，一是为了联络朝中更多的官员，让他们出手的时候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支持。

二嘛，当然也是想看看裕王府的反应，若是裕王府反应激烈，他们当然就会采用一些手段，或游说，或收买，总之他们总会想到办法，让裕王府在此事上认可。

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裕王府明知此事后，却没有多加阻挠，当然也没有放任的意思。

至少，魏广德、张居正，甚至是高拱，都曾在私下场合表达反对禁止辽船海运之事。

拖到现在，终于还是忍不住动手了，或许他们觉得现在掌握的朝中力量足够影响到宫里那位。

魏广德细细看了张监的奏疏，大略还是为海防着想，所以请求皇帝再次禁止辽船海运。

当然，奏疏最后也说了，若是辽东再次发生饥荒等重大民情，重新恢复海运济辽也是可行的，毕竟海运济辽确实可以解决辽东物资紧张的问题。

总之，奏疏写的四平八稳，让人看不出错处来。

“就连辽东巡抚都站他们一边，还能如何？”

对此，魏广德只是苦笑着说道。

为了应对此事，那怕只是象征?反对，魏广德也曾经通过徐阶的关系，和辽东巡抚王之诰有过联系，希望由辽东方面摆出面临的难题进行阻拦。

说起来，辽东局势还真是混乱。

对于辽船海运一事，辽东总兵等兵将都是被商人们供奉好了的，所以都是一力支持，不过在巡抚那里，态度却是截然相反。

王之诰进辽东就遇到大灾，自然首先做的就是大力屯田，希望靠自己度过难关，而海运济辽只能是临时救民之策，终不能长久。

甚至，在王之诰给魏广德的信件中说道，若是海运济辽长期进行下去，必然会让辽民心生懒惰之心，而不愿意勤劳生产，长此以往辽东会彻底变废。

对此，魏广德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那，就按照之前商议之事，让李芳联络那些人上奏反驳此事？”

一开始，他们商议之时，魏广德就不建议激烈反对，而是适当表达自己的意思即可。

要知道，对方势力太大，在没有掌握真正的话语权之前，强烈反对的后果疏为难料。

别看景王已经就藩安陆，可毕竟是嘉靖皇帝的儿子。

换句话说，皇嗣之争其实并未真正结束。

只是，就目前来说，嘉靖皇帝已经默认裕王。

这个时候，如果裕王府爆发出在朝堂上太多强大的影响力，难免不让嘉靖皇帝心中生疑，进而对裕王不满。

那个位置，始终才是他们这个王府中人所紧张的。

至于裕王府和外镇总兵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大多数人想的那么紧要。

不管是宣府总兵马芳，还是新任广东总兵俞大猷，亦或者山西镇总兵董一奎，毕竟都是外镇总兵，和京城还有很远的距离。

魏广德不强烈支持马芳出镇蓟镇，其实也是为了防止嘉靖皇帝起疑。

对于真正能够左右京城局势的京营和蓟镇，裕王府从来都是不敢伸手的。

裕王当初有多希望马芳出镇蓟镇，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可在魏广德说出这可能是嘉靖皇帝所能忍受的底限后也只能放弃。

当然，什么都不做也不行，那就让一些低级官员出面上奏就是了。

既可以表达裕王府的反对之声，显示的对朝堂影响力也足以让嘉靖皇帝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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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表达裕王府的反对之声，显示的对朝堂影响力也足以让嘉靖皇帝放心。

实际上，辽东海运一事，越详细了解就越发会觉得其中玄奥颇多，最根本的还是大明朝布政使司划分的疏漏，或者该到要改革的时候了。

辽东是明代北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地区，其治乱形势直接关系到明王朝的兴衰。

由于位置偏在东北一隅，明代辽东与内地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两条道路进行。

一条是经山海关与辽西走廊的陆路，另一条则是经渤海海峡，从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来州到达辽东半岛的海路。

洪初，明军从登来地区渡海北上，击败残元势力，将辽东地方纳入明朝治下，而当时辽东驻军所需的粮食、布匹等后勤物资，也都要通过登辽之间的海路转运获得。

在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明代辽东的民政与司法事务分别被划归山东布政司下属的辽海东宁分守道，以及山东按察司下属的辽海东宁分巡道管辖，从而形成了“辽东隶于山东”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地理现象。

这样的行政地理划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辽东全境的民政事务全部纳入山东管辖之下，海运通行之时商贾骈集，贸易货殖络绎于金、复间，辽东所以称乐土也。

不过在此之后，很快辽东海运就被废弃，虽大多被认为和正德年间刘瑾用事时，海船损坏不修，料价干没，山东本色悉改折色，由山海陆运入辽，海运复废有关。

但其实，根本原因还是两地之间利益争斗的博弈。

初期，山东输往辽东的物资主要是粮食和布匹、棉花等，可在辽东沃土开垦后，粮食能勉强自给，辽山多，苦无布的弊端显现，需要外来支援。

山东登来地区宜木绵、少五谷，自此山东和辽东贸易往来逐渐变成布匹和棉花。

此时的登辽海运已经不再是战争状态下的国家强制行动，而是和平时期按部就班的固定程序。

随着时间的推移，海运事务中产生诸多细节矛盾，辽东与山东之间的地域利益冲突也逐渐显露出来。

虽然辽东的民政和司法事务在名义上归山东管辖，但主管辽东事务的辽东都司却独立于山东管辖之外，这使得两地的地位相对平等，因此在发生利益冲突时也更加互不相让。

比如在货运交接环节中，按照原有规定，山东运船应先将棉布运抵辽东，由辽东官员查验数量及质量，确认收货后再行返回。

和运河弊端中漕军的遭遇一样，辽东官员常期以纰薄短窄的罪名，责令转运之人赔偿，以此破家者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