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道修建如何了？”朱翊钧询问着王崇古关于绥远驰道、矿业的若干问题。

王崇古对答如流，他是刑部尚书，但他也是次辅，对这些事都有询问的权力，王崇古汇报了驰道的修建，潘季驯这个绥远总督是很合适的，因为当初他治黄河的时候，就是大型工程的统筹，但凡是能做好这种工程统筹的人，保底都是个循吏，否则治不了黄河。

胡元因为治理黄河直接弄的天下皆反。

王崇古其实很擅长打理这些，比如他搞得宣大长城鼎建、皇宫鼎建，就是又快又好，王崇古保证十王城可以在年底之间交付。

“十王城的事儿可以慢慢来，完不成也没事儿，万一大雪连着下几次，工期晚一点就晚一点吧，次辅不必过分着急。”朱翊钧对迁藩令的预期是万历十一年年底能折腾明白，就是一桌好菜。

王崇古十分郑重的说道：“谢陛下隆恩。”

这就是个口头承诺，工期晚点也没关系，即便是口头承诺也是陛下的承诺，当年十年灭虏，也是口头承诺。

能捞到陛下的圣眷，王崇古到地底下，能跟列祖列宗吹一辈子。

朱翊钧从袖子里抖了抖，拿出了最后一本奏疏说道：“这不是年底了吗？户部在大计，就是审计天下账目，大司徒和少司徒送来了一本奏疏，说的是钱法和钞法，户部还是想推行钞法。”

王崇古眉头一皱，把奏疏看完之后，有点傻眼了，他呆滞的说道：“大司徒和少司徒什么意思？推行钞法是他们户部的事儿，为什么要推给臣？臣何德何能啊！”

户部的奏疏，从头到尾就说了一件事，大明推行钞法的锚定。

大明总归是要用钞法的，开海十年，大量白银流入甚至极尽所能的朘剥了倭国，但白银还是不够用，白银大量流入物价基本稳定，就还是钱荒。

钞法势在必行，可是钞法还有最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锚定物。

“能者多劳嘛，大司徒和少司徒也是为了大明计，又不是为了自己。”朱翊钧安抚着王崇古，这件事的确得依靠王崇古主持的工兵团营、官场团造才能实现。

需要物质的丰富。

王崇古只是简单粗略的看了一遍奏疏，他又不在文渊阁坐班，他摇头说道：“直接锚定白银不就行了吗？谁捣乱谁死就是了，私印者斩，乱法者杀！”

想发钞还不简单？准备足够的白银，让宝钞局开动印钞机，开始印钞就可以了，谁不用、谁胡作非为，直接吃皇帝一记皇恩碎地拳就行了。

“朕在王次辅心里这么厉害吗？”朱翊钧笑呵呵的问道。

王崇古总是这样，觉得威权无所不能，皇权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甚至大多数时候，皇权正常履行不捣乱就是好的了。

皇恩碎地拳固然厉害，太祖高皇帝很擅长这种拳法，但最后钞法还是败坏了，可是这一拳下去，钞法就没办法搞了，无论制作多么精良，防伪多么的先进，百姓都不再认可。

“臣再看看户部的奏疏。”王崇古觉得自己有点想当然了，皇权自然厉害，不过局限于京堂，出了京师，陛下也要跟地方商量着来，不是什么事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圣旨真的那么神奇，晋党僭越一道圣旨下令解散就行了。

王崇古认真的研读了户部的《钞法锚定疏》发现，户部说的有道理，而且非常有道理，这事还真有他王崇古的事儿。

“臣惭愧，户部寄托之事，臣到死怕是也干不出来。”王崇古确信自己没有理解错户部的意思，终究是摇了摇头，发行钞法，其实就是一个衡量标准，衡量大明是否再次伟大的标志，或者说是大明万历维新的一個标准，做到这一步，才算是成功了一部分。

从北宋开始，中原这片土地换了无数种名目，想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钱荒，但历史总是在反复的上演，钞法一次又一次的崩坏，循环往复，中原是需要更多的货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就不会有钱荒了。

纸钞，就是朝廷向民间的借贷，这一点在许衡在《楮币札子》就已经反复讨论过来。

纸钞意味着借债，意味着纸钞的锚定是债务，而债务的本质是国朝的信用，利用信用发债、利用债务发钞，更多的货币商贸繁荣，一片鲜花锦簇，内外上下有了更多的信心，继续发债，如此恶性循环，如此左脚踩右脚，直到嘭的一声彻底碎裂。

就是再自律、再勤勉、心中再有坚持的人，真的经得起自己印钞不停的收割别人的诱惑吗？绝不会。

范应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人中龙凤，他考中了状元，举世无双，天下闻名，在牙痛的时候，想办法去镇痛，时日稍长，中毒越来越深，原来的范应期已经死了，现在的范应期不过是披着人皮的毒虫罢了。

历来的钞法败坏，就是因为缺少锚定，这个锚定可以是粮食，也可以是金银铜，可以是生产力，也可以是信用，但唯独不能单纯只是信用，如果大明宝钞可以买到米面粮油肉肉，它就不会崩溃。

大明每天一睁开眼，一亿两千万丁口，就是一亿五千斤的粮食、七百五十四万斤的油、一亿三千斤的蔬菜、一千六百万斤的肉的消耗，大明朝廷要调解各方面的矛盾，把这些所需要的生活所需生产出来，不仅仅要生产出来，还需要通过货币，将这些货物流通起来，而不是腐烂在仓库里，需要送到货架上，只有做到这些，宝钞才会是货币，而不是擦屁股纸。

北宋南宋胡元大明，其实都做不到，所以宝钞，钞法的崩溃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户部大司徒少司徒其实都读过《楮币札子》，对纸钞的锚定有自己的想法，大明想要推行大明宝钞，宝钞的锚定物主要有：军力的强横、土地、粮食、白银、黄铜、煤炭、棉布、驰道、海权，只有如此锚定，大明朝的货币才会保持基本的健康稳定。

大明的盐引是可以当钱花的，因为盐引锚定了盐，在松江府、苏州府两地，盐引还可以换成棉布。

盐引只有少部分人使用，而大明宝钞的发行量必然巨大，而且是天下人人使用，所以需要锚定的东西更多，才能坚挺，只有涉及的方方面面更多，才能互相监督，不至于因为一个人的贪欲，成为朘剥天下的工具。

“所以按照户部的说法，还真的这工兵团营和官厂团造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力。”朱翊钧对着王崇古郑重的说道：“倒不是急于一时，十年不成就三十年，五十年，总归是要走到那一天。”

这件事，不是王崇古临终前要完成的，而是朱翊钧这个皇帝临终前要做完的事儿，这很难，但是很有必要也必须去做。

朱翊钧和王崇古仔细聊了聊其中的细节，王崇古才站起身来告退，他其实很想在自己死前做到户部的标准，大明可以推行钞法，日后春秋论断，他王崇古怎么也能评一个万历维新第三功臣！

前两个是张居正和戚继光，一个是新法本法，一个是新法的护道人。

真正有价值的货币，是实物，从来不是金银铜铁或者说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

这也是王谦能够在交易行里对庄家们进行定点爆破的底气和根本原因。

庄家需要银子去操纵票证价格，低利息高折扣的银子就会找上门去；王谦找到内帑国帑拆借，拿出让投机者根本不可能吃得消的货物或者票证；王谦先故意和庄家一起拉涨，麻痹对手的同时，让货币（白银）回笼，刺激庄家借更多钱；等到交易行总的流通量等于手中储备弹药时，一起抛售；

庄家们发现手里的资金根本吃不下这些货物或者票证，为了防止砸在手里和必须到期还款否则无法赎回祖产的压力下，庄家们某一个庄家率先顶不住了，开始抛售，引发踩踏，借了大量钱财的庄家们被定向爆破；而后王谦再释放利好消息，完成收尾，维持票证的稳定。

类似的操作，不仅仅是交易行的票证，还有米面粮油煤炭棉花，这些生活所必须之物，唯有朝廷手中掌握了足够的物质，才能限制囤货居奇的庄家们哄抬物价，才能维持百姓生活的基本稳定。

王国光、张学颜在交易行乱战后，深入的总结了其中的规律，最终将其总结在了《钞法锚定疏》之中。

朱翊钧将这本钞法锚定疏，放入了文华殿偏殿的橱窗里，并且全文摘抄到了邸报纸上，刊行天下衙门，各级官衙专门的抄报人，会把这本奏疏抄写，大明读书识字的人，都有可能、有渠道可以看到这本奏疏。

“或许这会成为以后钞法的源头。”朱翊钧将奏疏小心放好，这可是死后跟着他一起入棺的东西。

日后再有人开他的棺，也能找到点有用的东西，万一日后中原需要考古式科研，天下这些事，翻来覆去谁能说得清楚呢？

万历十年十一月的审计，是惊心动魄的，因为有了范应期的案子之后，立刻引起了户部的注意，户部将这种行为等同于隐匿田亩，这些田亩虽然在账上，但总是用各种灾荒的说辞去蠲免，最终朝廷还是损失了税赋。

如果朝廷损失了税赋，这些田亩到了穷民苦力的手里也还罢了，但这些田亩通过大户进行转租，反而实现了土地的流转和进一步兼并，这朝廷决计无法忍受。

户部的审计从来没有如此的腥风血雨过，这一次对全国官田进行的全方面普查，让无数人胆战心惊。

对于保税，对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大明朝廷是极为认真的。

六册一账可以客观的反映出问题来，因为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和田亩挂钩，清丈的完成，让审计变得很有意义，六册一账只要有一处对不上，就会引起户部对详细账目的盘点。

结果触目惊心。

大明两京一十六省，几乎所有地方的官田，都发生不同程度的侵占，也就是实质上的隐匿田亩，官田在账上，收益却不在账上的事情发生了。

最严重的是河南，其次是山东，然后是四川。

这也是清丈的三大难关，甚至大明朝廷一直警惕的南衙缙绅们，目光反而集中在海贸之事上，围绕着海贸斗的你死我活，南衙十四府包括松江府在内，如此侵占官田，反而是最少的，是在容忍范围之内的，浙江、福建、广东，甚至是江西，都不是特别严重。

这一次，出身南方的士大夫们好好的嘲讽了一番北方地区官僚宿弊和腐败，而出身北方的士大夫们，很快找到了反击的理由，北方诸省各府州县，还有官田，南方呢？都兼并完了，全都在世家大族手中掌控！还好意思嘲讽北方地区的宿弊和腐败，南方没有多少官田，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了！

双方在杂报上进行了你来我往的友好交流，当北方士大夫们掏出了徐阶这个大杀器的时候，南方士大夫们只能偃旗息鼓，沉默了下去，无法再饶舌了。

谁让徐阶的快活林贪腐碑，独一档断崖式的高呢？

一家一户四十万亩田，还是太过分了些，那可是松江府的田，一亩都要近五两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