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读书人不读史书，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头，说到不读史，就绕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朱熹，这个朱程理学的圣人。

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有《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也是春秋时候鲁国的国史。

而围绕着《春秋》这本国史也有补充、解释、阐发的传，也是儒家经典《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朱熹认为《春秋》就够了，对于左传的态度是：左氏乃一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有错。

就是说《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是个小人，他的每一个字都不符合三纲五常的大伦，都是错的，自此之后，春秋的三传也被完全开除了儒家经典的行列。

朱熹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郑思肖，将这一概念从左传，延伸到了所有的史书之中，说：自《春秋》后，史笔不知大伦所在，不过纪事耳，纪事而不明正理，是者非伪者正，后世无以明其得失，诸史之通弊也。

到了这里还不算完，到了元时，将史分为“圣人之史”和“史臣之史”，圣人史就是《尚书》和《春秋》，元代儒生更加明确的指出：自有《尚书》，二帝三王之治，灿若日星，其余皆可以存而不论，不嫌于略也。自有《春秋》，二百四十年之行事，明如指掌，其余皆可以论而不议。

尚书和春秋是圣人的史书，就连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被认为是帝皇王霸之迹，不值得一提，从《春秋》之后的史书，都不用读了。

这就是当下大明朝读书人，凡读书，先读论语、孟子、然后中庸、大学，再读尚书、春秋、礼记、诗经和周易，若未彻读四书五经，就读史，心中便没有权衡，多有疑惑。

别说大明国史的实录了，就是《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之类的都不在必读的名单之上，更别提朱翊钧一直在学的算学了。

朱翊钧读史，张居正给小皇帝的教育中总是总结历代的兴衰与教训，告诉小皇帝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比如张居正就一直在反对小皇帝用重刑对付科道言官，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大明重要的纠错力量，伤了耳目之臣，的确会伤到根基，这是以史为鉴的，历代明君，莫不是良言嘉纳。

至于如何从信息海里筛选出良言，良言的标准是什么，张居正也教给小皇帝了，那就是真实，若是不基于事实说话，那就是虚伪，那谏言，就要认真分辨。

侯于赵说话，就是这般，基于事实，这可能和他的天性有关，这不是小皇帝给侯于赵定性。

而是侯于赵的奏疏本就是这样，比如他请小皇帝召开朝会，就是基于事实，皇帝不上朝，嘉靖皇帝二十多年神龙见首不见尾，隆庆皇帝更是连辅臣都不见了，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

朝臣见不到皇帝，皇帝见不到朝臣，是真实的问题，侯于赵也考虑到了君上年纪小，说每月初三开一次。

而这次，他的奏疏虽然还是一堆的废话，但是说的还是真实情况，论首级功，不客观，不能真实而清楚的反应出战场的情况，守城不是功劳吗？拒敌不是功劳吗？完全只看首级的战争，也不符合仁德之学。

所以，他谏言：把军功分成五等，再把破阵、攻城、夺舟、招降这四种单独列出来作为一种奇功存在，让功劳不再唯首级论，而是以战线论、以目的论、以事功论，只要达到了战略目标，那就是胜。

“侯爱卿是怎么想到这个的？”朱翊钧大感惊奇的问道。

侯于赵沉默了许久，他其实想做个普通的科道言官罢了，但是陛下问，他也只好俯首说道：“臣从戚帅兵书上看来的。”

“戚帅忧心国事，臣以为首级功有几个弊端。”

“第一，则是滥杀邀功，首级成为军士升迁和赏赐的唯一依据，就会滥杀，但是战争并不是每时每刻在每一个地方进行，很有可能为了首级而首级，比如在腹地，则有些地方明明没有民乱，却以民乱平定镇压。”

“比如在边镇，有些地方，虏夷本已经归顺，冲入夷民居地，大肆屠戮，边衅又起，狼烟遍地，杀边境夷民、杀敌军降将、杀部落幼男，甚至是杀胡虏掳掠我大明之人，略见不鲜。”

朱翊钧颇为认可的点头说道：“嗯嗯，戚帅说过，之前在东南平倭，有军兵为了首级功，连倭寇裹挟的百姓都杀，最后胡总宪也是没办法，以剿抚兼施，分化瓦解为战略，才确立了只有倭人首级为军功，这才算是结束了这种乱象。”

“侯爱卿这兵书读的精，你继续说。”

侯于赵俯首说道：“第二，则是买功卖功，臣听闻，嘉靖三十一年，严嵩家人严效忠，因斩获首级七颗，官升两级，但他称病不上任，而推荐严嵩之孙严鹄，接替自己的职位，被御史弹劾，世宗皇帝勃然大怒，下旨追查，发现这个严效忠的首级功也是买来的。”

“这首级功，就成了阿附权豪的工具，也变成了一种买卖，更变成了朘剥，军将苛责军士，而后将首级卖掉谋利，权豪弟子买点首功，就能走马上任，却是毫无任何的武艺傍身。”

“长此以往，那我大明军士气何在，军士无折冲之勇，我大明武备不振，明军多败少胜，天下自然疲惫。”

朱翊钧看向了谭纶问道：“大司马，侯爱卿所言是否属实？我大明是否有买功卖功之事发生？”

“有，而且很多。”谭纶俯首说道：“侯于赵所言句句属实。”

朱翊钧点头说道：“侯爱卿继续讲。”

侯于赵俯首说道：“这第三，临阵割喉，于战大危，一则是贼人奸诈，往往以尸体为饵料，我明军唯首级功论，被尸体所累，就会停下脚步，或者中伏，或者不能追杀，最终胜无大胜，败则大败。二是，为争夺首功，自相残杀，或贻误战机，或给敌人可乘之机。”

“臣不通军务，但是戚帅奏疏每每谈及这个问题都是扼腕痛惜，想来非常严重。”

“这第四，则是杀良冒功，滥杀无辜，此乃大弊，勿用多论议了。”

“这第五，则是损圣上仁德。”

“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圣军理当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王师吊民伐罪克定祸乱，若是唯首级论功，那就是倡杀而不止杀，除非能把对方杀的绝了嗣，否则就是后患无穷，以矛盾论而言，唯首级论功，不能解决矛盾，而是在深化和制造矛盾的对立。”

“臣不言善战者服上刑之仁，其余言官皆多言此，臣仅以矛盾说论断，唯首级论功，则只能克而不能定，此大凶。”

朱翊钧看了看张居正，又看了看侯于赵，颇有些感触的说道：“分析的非常全面，很好，张大伴，给侯爱卿披上咱赐的大氅。”

张宏将大氅展开，对襟麒麟云纹，这可是尚衣监专门设计，细节极为丰富，而且摒弃了过去各种花里胡哨的颜色，单纯的白色，显得更加威武。

“好好好，不错。”朱翊钧看着侯于赵说道：“那侯爱卿所言的五等功制，又是什么标准呢？”

侯于赵思考了片刻，继续说道：“以此次征战为例，克复大宁卫就是胜，大宁卫为塞外锁钥之地，大宁卫在，则京畿安，燕山长城无忧虑，为二等正功；营州卫兴中，虽不及大宁卫为锁钥之地，仍为要冲之地，营州卫在，则大宁在，为三等正功；再如这喜峰口外的富民驿、宽河城不及营州卫，为机要之地，为四等正功；而平虏堡之战，我大明军拒敌为五等；宁远伯率军追杀为三等正功；”

“而参将李如松有破阵之功，为奇功。”

朱翊钧听闻之后，疑惑的说道：“那一等呢？只有二三四五，和破阵四奇功，那一等功应当如何衡量呢？”

侯于赵试探性的说道：“灭国。”

“灭国？”朱翊钧一愣。

“灭国。”侯于赵多了几分确定的说道：“此为一等正功。”

“很是合理。”朱翊钧那是看侯于赵越看越顺眼，一人智短，众人智长，看看这侯于赵这一整套组合拳，他不仅依照事实提问，他还给方案，这方案还挺好。

朱翊钧看向了张居正说道：“先生以为呢？”

张居正看了眼侯于赵，笑着说道：“侯于赵忠君体国，所言所奏臣以为并无不妥，乃大善良策，臣以为可以发往九边军镇询问督抚、总兵、副总兵、参将共议，若无异议，则行，若有异议则再改而行。”

朱翊钧笑着说道：“那就由先生、大司马和侯爱卿商定此事，以年底为期，如何？”

“臣等领旨。”张居正、谭纶、侯于赵俯首领旨。

只是侯于赵领旨之后，总觉得有一万道目光就像刀子一样看向了他，如果眼光能杀人，那此时侯于赵早就被千刀万剐了。

这些目光来自于朝中许多的朝臣，在这些朝臣眼里，侯于赵已经被彻底打到了幸进之臣之列了。

皇帝忧虑什么，你就解决什么，还说你不是幸进之臣，这么大个事儿，这么好的方案，不是张居正、谭纶的授意，伱一个都给事中，怎么能想到！

朝臣为何要恨侯于赵恨的牙痒痒？因为首级功起于洪武、永乐，但是成文和成为衡量军功唯一标准，则是在天顺年间。

景泰皇帝在正统十四年末击退了瓦剌人后，定‘奇功’、‘头功’、‘协力’三等功勋，犒赏大军，除了头功为人头赏之外，奇功牌也是一种唯目的论的功赏。

最高功勋为奇功，在人头功之上。

唯首级功可是兴文匽武的重大成果之一，要知道评断首级功的可是各地的总督、参赞军务，说你这个武夫丘八割的首级是杀良冒功，这武夫丘八就只能接受弹劾，这首级功可是能买卖的。

若是不论首级功，评判武将功勋的权力，不就从各地巡抚、巡按、御史、督抚、总督、参赞军务回到了武夫手中！

侯于赵，就是个叛徒！

而张居正询问的也不是朝官，而是询问督抚、总兵、副总兵、参将，问边方督抚和将领们同不同意从首级功，换成唯目的论的战线功，事功。

边方任事之臣，那自然是一万个乐意，毕竟打仗的是他们，打输了死的也是他们。

朱翊钧看侯于赵那是越看越满意，而后摸向了下一本奏疏，翻开一看，面色晴转多云，又是一本让人头皮发麻的奏疏，他将奏疏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突然眼前一亮，笑着说道：“右佥都御史孟重在不在？”

“臣在。”孟重赶忙出列俯首说道。

朱翊钧拿着手中的奏疏说道：“你上奏来说，要与土蛮议和，封贡土蛮以平息边衅，言封贡五利，朕以为极为妥当，就依卿所言。”

“额…”孟重彻底被打蒙了，他完全没想到不是挨骂，之前他上的这道奏疏陛下只是打了个叉号，这怎么突然又说可以封贡了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怎么，已经依卿所言，还不满意，还待如何？”朱翊钧看着孟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