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在郭大靖看来,时间也是足够的。顶多一个多月,东江军就能袭取遵化,切断建虏出关的退路。
如果历史没有大的改变,在郭大靖推算的时间线上,东江军收复遵化时,建虏应该刚到北京城下不久。
只要知道遵化失守,皇太极肯定会撤兵而回,这也是郭大靖要达到的目的。
让建虏在京畿之地肆虐四月之久,从容不迫地掳掠烧杀,郭大靖怎么会容许如此的惨事发生。
尽管京畿地区的很多百姓会受到战火的荼毒,会家破人亡,但郭大靖已经尽力了。谁让他不是皇帝,只能在夹缝中寻找有利的战机呢!
而且,选择在遵化、三屯营截击建虏,既要救出绝大多数的被掳百姓,还使出征的部队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唯独没考虑到京城中担惊受怕的崇祯皇帝。
这也是罪,对于崇祯皇帝来说,自己是万金之躯,所有勤王军队都要围着他转,哪管那成千上万被建虏掳掠的百姓?
所以,哪怕是在遵化重创建虏,抢回了所有百姓,崇祯心里不满,也一样是会降罪责罚的。
尽管编造出风浪莫测、海上偏航的借口,可皇帝能相信几成,文官会不会就此攻讦,谁也作不得准。
“打完就以最快的速度撤军回归,本帅这边会计算时间,编出假情报来配合你。”毛文龙不无忧虑地叮嘱道:“不接中旨,也不算大事,本帅能够压下。”
中旨就是皇帝不通过内阁,直接派人传的旨意。这不合程序,是能够拒接的。当然,多数是文官会这样做,以彰显自己的风骨。
“多谢大帅关心。”郭大靖说道:“末将省得,就算不是中旨,也会找借口拒接。”
毛文龙微微颌首,相信郭大靖的机灵,借口也好找,装伤装病,躺在担架上,还能去京城面圣?
“大帅也要多保重。”郭大靖躬身说道:“牵制建虏并不紧要,待末将率军回返,再行发动也是不迟。”
毛文龙笑着说道:“本帅就在这里坐镇,些许的牵制,让年轻人去做。战果是事后统一上报的,等你回来再说。”
牵制和羊动,早已经做出来了。两协人马,以及新兵,都推到了北金州,并大张旗鼓地打造了很多攻城器械,目的就是使建虏留下足够的兵力守老巢。
而郭大靖这边跨海远征,毛文龙也要在辽南作出些成绩。
建虏收缩防线后空出来的据点和地盘,就是很好的目标。
不需要太多的人马,也不会安置百姓,百八十人的队伍占据,便可以上报朝廷,说是经过战斗光复。
这是和袁崇焕学的,被拆得如同残垣断壁的锦州和大凌河等城,不就是他又当宝似的拣回来,向朝廷要了巨额的钱粮去修,并当作了自己的功绩。
“明年争取把复州变成稳固区。”毛文龙沉吟了一下,说道:“前哨则推到盖州卫城。有了土地,能安置更多的百姓,东江镇才更有发展壮大的基础。”
缺钱不要紧,土地就是宝贵的资产,在这一点上,毛文龙的认识是提上去了。土地之后便是人口,便是产出的效益,以及增兵扩充的条件。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通过郭大靖这几年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只要能继续保持住,东江镇就将立于不败之地。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大明虽然积弊丛丛,可要拖垮建虏,依然是能够做到的。
可惜,庞然大物般的泱泱大国,竟然反过来被建虏拖得灭亡,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而东江镇能够与建虏对耗,凭借的不仅仅是本身的资源,郭大靖开辟的众多渠道,才是最关键的。
“明年至少要占领并稳固复州。”郭大靖对此比较有信心,只要跨海行动成功,在大饥荒中衰弱的建虏就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并请朝廷允许北直隶和山东的辽人返乡。”
光靠建虏统治区逃出的辽人来增加人口,显然是有极限,速度也是很慢的。而在辽东战乱中,逃入内地的辽民,何止数十万?
背井离乡的辽民,在没有战乱的内地,过得也极是艰难。朝廷和官府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和财力来安置,并照顾好他们。
只要东江镇在辽东战局占据主动,用不断的胜利来使辽人安心,相信他们还是想回到熟悉的故土,好好地生活。
而且,辽人返乡是一方面,还有大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朝廷如果安置不了,东江镇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居之地。
当然,这可能还要再等上几年,灾害从大西北,一直蔓延到河南、直隶等地,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是说辽东的自然条件就比中原要好,而是在辽东没有那么重的赋税,没有地主士绅和官府的残酷压榨。
如果在内地推广种植土豆、玉米等耐旱作物,官府得力,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收成应该超过辽东。
可惜,大明帝国这架老旧的机器已经锈蚀严重,从上到下的动员和执行力,已经难以抵挡大灾害的侵袭。
而辽东,如果能从建虏手中光复,那将是一张白纸,可以自由勾画;东江镇这个新兴的团体,效率和活力,也不是大明朝廷能比的。
郭大靖很庆幸能身处东江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能够日益迸发出篷勃向上之势。
如果是在辽西,在利益集团的压制下,他哪里会有施展的空间?如果是在内地,就更将陷进大染缸,无法自拔。
卢象升、孙传庭,他们没有能力吗,郭大靖觉得除了自己对历史的熟知,在军事指挥上,在文化素养上,在勇武凶悍上,都要屈居其下。
但结果又如何,卢象升与他的天雄军,独力抵挡建虏,奋勇战死,却数年不得朝廷恩恤。
孙传庭和他的秦兵,在屡战屡败却越败越多的农民起义军面前,折戟沉沙,冷血多疑的崇祯亦是不封不恤。
而明末这两位擎天之柱般的人物,并不是死于敌人,而是亡于他们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团。
因为“因粮”,因为“清屯充饷”,他们已经举目皆敌,尽管是救国的良策,却触动了官员地主士绅的利益。